我国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上，很多方面对限制作了最大克制，最大程度不妨碍公民享有基本权利自身。如我国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享有主体按照
宪法第
三十四条的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选举权、被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排除条件仅限于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范围很狭小。据1981 年全国县级直接选举的统计资料数，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只占18 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0. 03 %。
也要看到，我国也有个别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使限制过严了一些。前不久新闻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某市，几十个中老年居民因不满政府对他们住宅的强行拆迁，穿着“保障
宪法权利，反对强行拆迁”字样的背心，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穿行。当地公安部门以组织和参加非法游行之名要追究这些参与者。应该说，依据现行法律，公安部门的行为有法律依据，但我们更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同情的行为，依法却得不到保护，而是被法律严格限制? 这就又引出一个问题，相关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是否限制过严?按照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我国公民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应先到当地公安部门申请，由公安部门审查许可；对公安部门不予许可的决定，只能向该部门所属的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为终局决定。自《
集会游行示威法》出台17 年来，各地几乎未见有依照法定程序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记录。对公民此项基本权利限制过严，表面上看有利于社会稳定，实际隐藏着两大负向效果：其一，集会游行示威是公民防范政府权力滥用的激烈方式，是监督政府的激烈方式，是一道规范政府行为的“防火墙”。失去了这道“防火墙”，政府权力异化的几率也随之上升；其二，集会游行示威虽然是公民表达诉愿的一种激烈方式，但毕竟是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公民失去了正当表达诉愿的渠道，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并会演化为不受法治约束的群体性闹事事件，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在时机成熟后，应对该法作必要的修改。
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另一个缺失，是在
宪法和法律中缺乏对国家的否定性要求。尽管在
宪法和法律中规定了公民许多受保护的权利，但是
宪法对于法律不可以规定什么却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严格而言，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范围是不受限制的。借鉴法治先进国家的经验，
宪法对国家的否定性要求有助于防范国家权力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