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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传统的自由权和社会权二分法，公民基本权利可以划分为此两大体系。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区别在于：自由权所依奉的理念是自由，社会基本权所追求的价值是实质平等；自由权是消极的防御性权利，即国家不必对自由权做任何的行为。自由权在其最基本、最狭窄的意义上就是个人排除国家介入私人领域，以确保个人自由决定与自由行动的权利；社会基本权是一种积极权利，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如通过促进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社会保障来帮助公民实现。自由权一般称为公民的消极权利，社会权又称为受益权，一般称为公民的积极权利。
从广义上讲，不论是公民的消极权利还是公民的积极权利，原则上都要受到限制，但限制的原因与方法有根本区别。从原因上看，公民积极权利的限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公民，除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外，多数尚未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基本原因还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国家财力的不支。公民消极权利的限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从限制方式看，一般认为公民积极权利是一种纲领性权利，只有国家立法将其具体化后，公民才能实际享有；公民消极权利是一种具体性权利，国家立法只是限制权利的边界。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原则上仅指对公民消极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能否受限制，能否被其他权益压倒，取决于相应方有没有更高的价值。公民基本权利非常重要，但无限制的行使会毁损社会其他成员的权利与自由。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尔姆斯就说过：“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2]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除完全精神领域的权利外，只要权利人行使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有所限制。笔者见到的我国宪法学者论及的例外情况只有两处： （1） 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不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但它是言论自由的前提条件，言论自由实际是思想自由的物化形式，故也可以说思想自由是我国宪法所保护的隐含性权利。徐显明认为：“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因为思想自由不可剥夺，不能限制，也无法限制。”[3] 一般认为，仅属于个人思想记载不流传他人的日记属于思想自由范围，不能凭日记中的“反动思想”予人以罪； （2） 人格尊严。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有学者认为，依据我国宪法这一规定，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是一种绝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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