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名义出版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已经很明确地指出，商法课程应包含总论、
公司法、破产法、
票据法、
证券法、
保险法和
海商法等7个部分。这绝不是民法和商法对经济法研究领域的瓜分，而只能是民法和商法对自有研究领域的原状恢复。过去包罗万象的经济法，有诸多分支先后回归民法和商法，经济法所剩余的只能是本该适于经济法调整方式的自有领域。后来，在人民法院的法庭设置改革中，经济审判庭也取消了，与此同时，高等法律院系对商法学科也越来越重视，研究商法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不少过去搞经济法的人也不再研究经济法了，而突然改行从事商法学研究，并号称自己是商法学专家。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高校里与经济法有关的机构设置（如院系）还存在，所以在民商法专业下面有从事商法研究的，在经济法专业下面也有从事商法研究的，甚至一些原来与商法、经济法专业距离较远的其他专业人员，也转行研究商法了。
应该说，从纯粹的法学研究兴趣、条件和潜力上来说，从事什么专业、选择什么方向，都是研究人员基于意思自治的选择结果。而且，如果真具备浓厚的研究兴趣、充分的研究条件和足够的研究潜力，完全有可能为本专业作出更大研究贡献。法学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如果纯粹是以一种“跟风”式心态，或随波逐流，或人云亦云，或见缝插针，或见风使舵，这样的浮躁心态是难以产出什么理论成果的。法学界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
如果将这个问题说开去，挂在什么专业下、长在什么环境中，不是决定研究成败的根本因素。只要有精力有能力，至于研究什么，当然是研究者的自主选择。法学界应该坚决打破地盘之争，拒绝“饭碗法学”（王利明语）。远的不说，就拿台湾地区的史公尚宽先生为例，先生能够精通多国语言，集中精力潜心于法学研究，不仅在民法领域有长达420万字的“民法全书”巨著，涉及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亲属、继承等几乎所有民法领域，而且还在商法、
刑法、
宪法、行政法、
劳动法等领域产出五六百万字的杰出研究成果，并且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力，成为公认“著名法学家”，至今中国“无出其右者”，这不仅需要资质，更需要精力。反观当今不少法学学者，整天奔波于“修路拉网”（即找路子、拉关系之意也），哪会有心思去认真地研究一下法学学问？
继续说开去。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关系错综复杂，学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传播并转化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并不反对。[注⑦]但在这种精力容易分散的时代，作为一名法学研究者，能够在某个领域或某个方向，专心致志、精雕细刻，不去人云亦云地创作出一些真知灼见来，已经足以不丢学者身份了。要是有谁再野心勃勃，争取将所从事专业的各个分支甚至是法学的各个领域，一一写出宏篇巨著，成为经典圣论，以求永载史册，在日新月异、变迁迅速的现代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将
公司法、破产法、
票据法、
证券法、
保险法、
海商法等分支部门法归于经济法，还是归于商法，研究人员能够在其中的一两个领域作出卓著成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学者了，至于称其为经济法学者还是商法学者，已无关紧要。真正的学问，看的是贡献，而不是自我标榜或者他人粉饰出来的外在符号。但在有些学术环境下，我这一结论似乎正是相反运行，学问有无和大小，不是去看贡献，而是完全依赖于一些外在符号。这就很不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