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政治动员与国家角色
田飞龙
【全文】
2008年开春迎来的不是“瑞雪”，而是“灾雪”。这一次大范围的冰冻雨雪天气被称为“50年一遇”，而且在地理范围上实现了“南北倒置”。这一次连续、大规模的“灾雪”造成了逾千亿元的经济损失，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有家难回，也造成了人们对自然与国家在心理上的震撼效应。我们可以反思这场雪灾背后的无数社会与政治原因，笔者在此关注的却是救灾中的政治动员机制，以及这一机制背后的国家角色。笔者的分析将表明，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消极”设定其实并不科学，国家的伦理性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勘定；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家仍然处于“政治主导”阶段，国家的法律化和常态化预留着巨大空间。
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
这一次雪灾造成了跨省性的电力中断、交通封闭和物资短缺，不仅大量滞留在各火车站与汽车站的返乡旅客存在救助需求，一些经济困难、交通不便的地区也存在类似需求。这样的大范围雪灾如果在50多年前，即解放前，很可能造成多个地区的暴动、哄抢事件，直接冲击政治稳定。事实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虽然有精英集团或野心家的精心策划，但天时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天时就是自然灾害。因此，此次救灾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政治事件，是作为政治任务来动员的。国家以临时社会救助的形式运送并发放了大量的物资，并紧急动员各种政府和社会力量解决困难。政府在这一次救灾中的政治动员和资源调配能力我相信并不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逊色。当然，救灾中的舆论宣传和典型树立仍然带有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
这种救灾的“政治动员”模式之所以奏效，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体制设计仍然是一种“危机反应”模式，这种模式来自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动员组织体制，其背后是积极的“国家目的观”和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只不过在理论基础上以“和谐的民本伦理”替代了“革命的救亡伦理”。这种体制以执政党的强势领导为政治支撑，以对国家机构和重要物资的政治控制为物质基础，对外具备反击侵略的快速实施能力，对内具备应付自然灾害的政治动员能力。我们耳熟能详的所谓中国需要“政治转型”，需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需要由“政治主导”转向“法治国家”，就是指将这种应急文化下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常态的法律体制。而常态的法律体制正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理想状态。自由主义假设国家的“消极”角色，主张公共问题“化整为零”，推崇经济的市场体制和社会的自治体制。自由主义很好地解决了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治理问题，但对于应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意识与能力却是欠缺的。自由主义将“国家”设定为“隐秘的主题”，掩盖而不是消除了公共生活中的政治需求。施米特的保守主义国家观抓住的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软肋。这提醒我们在理论上重新认识国家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