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个问题，郭老师上课并没有按照梁慧星先生的教材，而是有自己的民法讲义。他也提及梁先生的那本《民法总论》对本科生来说，有些难度，到本科高年级或者研究生层次时去仔细研读，还是能够接受的。模糊记得当时郭老师为我们推荐了几本民法学教材，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郑立、王作堂主编的《民法学》以及他和王利明、方流芳（吴汉东）合著的《民法新论》（上、下）等。[注④]当时的图书市场不像现在，民法学教材和著作远远比不上现在“繁荣”。能在图书馆看到的大陆民法教材，大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数量并不多。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由义主编的《民法学》、魏振瀛主编的《民商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俊浩主编的《民法学原理》、彭万林主编的《民法学》、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佟柔主编的《中国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佟柔主编的《中国民法•民法总则》等。现在，在民法学包括民法总论方面的教材和著作已经今非昔比，如龙卫球教授的《民法总论》、李永军教授的《民法总论》、刘凯湘教授的《民法总论》等也先后由中国法制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有关法律院系还有大量民法总论方面的自编教材，也陆续上市。而《民法学》的教材和著作就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问世，书目繁多，不予赘述。
在郭老师的指引下，我每在民法课堂上学到一个知识点或者民法学理论，总是要在课下去图书馆检索相关文献资料，争取把我所能查找到的现有图书资料上关于所查问题的阐述，全部收入到我的读书笔记上。清晰记得，由于入馆读者对图书使用频率极高，仅有的一些民法学图书，已经显得很旧很旧了，甚至封面也发生了破损。看到这种情形，我内心总是萌生一股无法言表的欣慰，大概是看到读书的同学很多，而自己不至于在遨游知识的海洋时感到特别寂寞和孤独吧。但同时也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压力，仿佛大家都在进行激烈的知识竞赛，不进则退，于是学习的劲头会更足，能够看到的民法论著，尽量拿来阅读，不管是精读还是泛读。
将课堂和课余有效结合起来学习，效率会提高，效果也会更好。日久天长，对民法学的兴趣也在逐步提高。其实，最初我对民法兴趣虽有，但并没有比过对
刑法的兴趣。一开始我对
刑法极有兴趣，感觉犯罪很好玩，刑罚很好看，再加之担任
刑法主讲的李卫红教授（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是北大才女，口才一流，其
刑法课堂极具煽动力和杀伤力。泡在图书馆里，不仅看民法书，更看
刑法书。但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我逐渐增进了对民法和
刑法的认识，甚至将民法、
刑法的性格与我本人的性格联系起来了。我认为，民法是人法，属于温柔法、文明法，以一颗慈善的心呵护着每一个人；民法又是权利法，民法把人看作天使，欣赏着人的可爱一面，赋予人以诸多权利，并且以义务性规则保护人的权利，防止天使过度调皮。相比之下，
刑法则以一颗凶恶的心堤防着每一个人，把人看作禽兽，算计着人的可恨一面，并且以毫不留情的刑罚来对付每一个犯罪的人。当时的这种朴素认识，很容易将部门法拟人化，赋予了其与人的性情相似的性格特征，而我又自觉属于温柔之人、善良之人，于是情不自禁地就将我和民法作为搭档，而将一些坏人和
刑法构成牵连——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喜欢
刑法的人是坏人——也不意味着坏人才喜欢
刑法。日积月累，我对民法的兴趣也逐渐盖过了
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