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法庭仪式及法官装束。在英美法律传统里，宗教与法律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因此司法仪式具有宗教般的神圣色彩。举法庭装束为例，在英国，法官至今仍然保留着出庭穿长袍戴假发的传统，“在欧洲大陆国家人士的心目中，关于英国法官，常常有这样一幅浪漫的图像：他们身着绯红色的长袍，头戴巨大的假发，在一所镶嵌华丽的法庭上进行审判”。[21]在美国，也继承了英国法官出庭穿法袍的传统，但进行了一些改革，法官出庭一般都穿黑色长袍，但不戴假发。另外，在英美两国，证人宣誓作证的传统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传承。
二、英美法官文化的意义
1.保障法官独立。在法官的产生方式上，英国的所有法官以及美国的联邦法官都由行政任命的方式产生，美国各州的法官的产生则有行政任命、选举等多种方式。由于对传统的尊重以及法官“方法论自治”的存在，能使司法与社会保护一定的距离，有力地抵制来自权力的、舆论的压力。因此，法官是否独立与法官是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似乎并无太大的关系。在英国，负责一切司法任命的司法大臣任命法官不再考虑政治观点如何。一经任命，法官便应当避免介入任何党派纷争，司法机构的这种非政治性立场已被普遍接受。[22]在美国，所有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都由总统任命，总统任命法官时往往考虑选择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同的人选，法官的职位可能是一件最有价值的政治上的馈赠品。美国历史上共有104名最高法官，仅有13人任命时与总统不属一党。[23]但是，在美国法官被任命后却并不听命于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任命沃伦为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布伦南为法官，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按党派原则凡事都袒护总统，以致艾森豪威尔后悔说这是他“犯过的最愚蠢的错误”。[24]詹姆斯•麦迪逊任命的法官约瑟夫•斯托利拒不照顾麦迪逊的政治密友托马斯•杰斐逊，而伍德罗•威尔逊所任命的詹姆斯•Ｃ•麦克雷诺兹立即证明了他几乎反对他的提名者所支持和相信的每一件事情。西奥多•罗斯福对其任命的霍姆斯在反托拉斯案件中投反对票感到愤怒，猛烈地拼击说：“我用香蕉雕刻出一个法官，也比他的脊骨硬”。据说当时有人把总统的话告诉霍姆斯时，他只是一笑置之，并且表明他的想法是“在我接触这类案子时，我是根据法律和
宪法办事的”。哈里•杜鲁门说过：“最高法院的人事安排这种事简直没法干——我试过，但是没有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把一个人送到最高法院，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我敢肯定这一点。”因此，杰出的法院编年史学家查尔斯•沃伦形象地评论说：“在最高法院历史上再没有什么比那种希冀法官追随他的总统的政治观点的希望幻灭时的景象更引人注目了。” 1969年厄尔•沃伦在回顾他十六年的首席法官的生涯时指出，我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身在最高法院若干年而不在实质上改变他的观点的人——如果你要在最高法院忠于职守，你就必须改变自己”。这是一种责任，它以多种方式体现着美国联邦政府行政程序中最神圣的东西。[25] 美国各个州之间关于法官选任的方式差别较大，但如果人们注意的是结果而不是形式，那么，非选举和选举的方式差别不是很大，特别是由于职业合作在这两者中所起的作用更是减弱了存在的差异。[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