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必须制定良法。“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6]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不是根据全国的利益而只是根据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那些只是依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他们所说的公正是毫无意义的”。[7]对此，马克思亦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8]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将无法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此，应当完善立法体制，坚决破除立法垄断，摈弃落后的部门立法模式，立法绝不可与民争利，所立之法应当真正立足于民意，成为社会之公器。此外，在立法价值选择上，应改变传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模式，采取“公平与效率并重”模式，并逐步过渡到“公平优先”的模式，同时在立法中引入福利国家的理念，加强对生存权、劳动权、中小企业及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通过立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舒民困。
2、政府严格守法实现社会正义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
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9]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政府带头违法及政府与民争利。对于“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耶林认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因此，我国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把制订规则、确保公平和正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作为自己的核心职能，在执法中应当奉行克制、比例、法律保留、法无授权即无权等原则，而不能任意扩大边界和自我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