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涉及对近代中国“革命”与“改良”关系的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改良派”被贴上保守和落后的标签备受耻笑，由此中国也走上了伟大的革命之路，然而，革命似乎并没有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多少改变，反而陷入了不断革命的怪圈。当然，这里我们所讨论的是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则是不容否定的。
改造的原因是因为在那场促成新中国成立的革命中，他们稍稍与革命保持了点距离，而在那个“革命即等于正义”的年代，这无异于等于宣告自己自绝于“正义”。当然，从根本上讲，他们不与这个政权的性质相符，在理论没有改变和创新之前，他们是不会被“兼容”的。
其重要性至少从毛泽东和黄炎培在讨论“执政周期率”时可以看到。1945年7月初，黄炎培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得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主席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尽管我们的代表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议员数量，但不足为奇，或许这更能说明我们代表所代表的民意的广泛性。
这个现象今天已经有所改观，例如“2001年，广东省部门预算草案首次提交广东省九届人大审议。人大在审批政府财政预算的时候，由‘例行公事’变成了‘较真格’，不再走过场。2003年，广东省政府所有102个部门的年度预算全部提交人大审批”。材料源于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9 ，2004年9月20日
据有学者计算，前40年中国农民平均每年有260亿被无偿掠取。“在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藏农民总贡献达8000亿元”。
全国人大在1984年，颁行了一道授权立法条例；“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实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个授权条例后来被长期滥用，从此制定和征收赋税成为了政府部门几乎不受控制的权力。至今，我国所有税收法律的80%以上都是由国务院以条例、暂行规定等形式颁布的。全国人大的税收立法仅仅只有三部。
宪法只有规定公民“纳税义务”的条款，没有确立“税收法定”原则的征税权条款；仅仅规定全国人大享有“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权力（
宪法第
62条），而没有规定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权征收赋税；因此导致了我国目前的国家预算体制，是一种与税收法定原则脱节的、以及一种不能有效涵盖所有政府收入的预算。
关于目前中国的阶层划分，专家们通过大量翔实的调查数据，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了中国的“十大阶层”。可参见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