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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