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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华继任陕西省长兼督军后，变本加厉地大开烟禁。他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使全省烟田面积扩大到50多万亩。并征收“烟亩罚款”，拒种者须缴纳“白地款”，设立禁烟善后清查处，无论种烟与否，一律按各县土地面积，强征50％的烟苗罚款。在鸦片泛滥的陕南，鸦片则成了交易的媒介，一般的借贷均以鸦片作标准，工人劳作也不取工资而得鸦片。还有靠鸦片起家的军阀，1921年，北洋陆军第7师由吴新田率领到达陕南，遂勒令陕南25县栽种罂粟，征收烟税。汉中盆地有40％的耕地种烟。不几年该军就由数千人发展到3万人，每年360万军饷均由鸦片中来，人称“黑军”。
甘肃自民初张广建立政后，即采取“禁种不禁吸”的方针，直到1921年重开烟禁。开禁的原因有二，一是与经济有关，1920年甘肃发生大地震，灾情惨重，农民无以存活。二是陆洪涛任甘肃督军后，境内军阀孔繁锦、马鸿宾等盘踞一方，各自为政，连年火并。陆洪涛欲照陆军章程编练甘肃第一师，购买枪械无款可筹，遂在兰州设立烟亩罚款处，勒令农民种植罂粟，按亩征收罚款。种烟之地征收“烟亩罚款”，不种烟之地，也征收“懒捐”。此风一开，甘肃大小军阀群起仿效，遂使烟毒日烈。甘肃省年财政收入为135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685.3万元，而军费支出773.2万元，5万大军几乎是完全靠鸦片来支撑的。1926年国民军入甘，刘郁芬代理甘督。当年全甘税收总额约 900万元，而鸦片税就在 400万以上。1931年，代理省主席孙连仲投入蒋冯阎中原大战，离甘前，摊派“冯总司令临时大借款”，搜刮银元70余万、烟土5万余两。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第二次种烟大浪中进一步扩大了染毒区。新疆总督杨增新见内地已烟禁大开，也抛开了一切禁烟的形式，公开允许种植罂粟，只要到“土药罚款局”交纳30％的印花税便可。军阀场增新还强迫农民种烟。许多农民因拒种鸦片而被军队杀害，塔城、伊犁、阿善、阿斯基林等地区，遍地种植鸦片。
20世纪20年代中叶，西北作为传统鸦片产区的地位重新恢复，烟土成了军阀混战的财政支柱。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军阀的寓禁于征和烟土垄断
三十年代，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出任宁夏省主席，马步芳为青海省主席，合称“西北三马”。他们统治期间扩军夺地，多对鸦片采取“寓禁于征”之策，实际是只种不禁，只征不禁遂使烟毒日益泛滥。尤其是马鸿逵统治宁夏时，全省仅90万人，种植罂粟却达20多万亩。30年代中期，因阎锡山抬价收购鸦片，烟贩们纷纷将烟贩往山西，马鸿逵见烟土危机，便推出存土计划，规定烟农不许自留鸦片，更不可售于烟商，只有禁烟委员会才有权收购，同时，还派军队堵截运往晋绥的烟土，结果当年就截获400余万两，从而确保了他的鸦片垄断政策。大烟垄断是甘肃和西北禁毒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一方面当局视烟毒为洪水猛兽，全力戒除；另一方面，统治西北数省的“三马”则大肆搜刮烟土，囤积居奇。实行烟土垄断的手段主要有三：一是官方强购。抗战初期，马步芳、马步青乘全国禁烟的机会，在武威、张掖等主要产烟区强行收购和廉价所得烟土。 1940年禁烟计划完成以后，他们将垄断的大量烟土，拿到临夏等地高价抛售。马步青则在临夏广置产业，大兴土木，用烟土支付价款，这些商人又将烟土在市场销售。因而1940年以后，鸦片仍然充斥甘肃各地，外省烟贩也成群结伙来甘肃购销烟土。二是烟士专卖。“三马”一方面标榜“禁吸、禁贩、禁运”鸦片，兼各省“禁烟委员会委员长”；一方面强行收购的鸦片，通过他们开办的企业“义源祥”、“德义海’等商号专卖贩运。三是官匪勾结，武装贩毒。在全国禁烟六年计划完成之后，西北的甘宁青和甘川陕交界之地，武装贩毒还时有发生，而且愈来愈甚。1943年，马步芳借禁烟之名对西宁烟贩和烟民罚款10多万元，并没收鸦片 2000多斤。后来，他下令将这些鸦片全数运销新疆，被民众讥为“贩烟的大老板”。马步青、马步芳支持、怂恿烟贩（亦称“马客”）去川康边界的黑水、那娃等地 贩运鸦片，并在甘、凉（张掖、武威）一带搜刮和廉价收买大宗烟土，仅民国27年至民国38年（即国民党政府禁烟时期），在临夏一地倒卖烟土，累计获利达600万元以上。1946年，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派人将西宁警察局查获的大批鸦片运至甘肃临夏交驻军贩卖。1948年，他又下令在皮鞋内装满鸦片，派部下以采购“军用皮鞋”的名义，运至新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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