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罂粟种植来看，1929－1934年间是罂粟种植最多的年份。陕西省的军阀规定每个县须栽烟800—2000亩，植烟区为全省耕地面积的75％，鸦片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90％，30年代初达到种植顶峰，1933年达1．6万担，1934年为1.7万担。 1935年，据禁烟专员统计，全省烟田面积多达55万亩。而当时出版的《中国农村问题》一书记载：“陕西各县种烟亩数，最高者占地百分之九十，最低者百分之三十……陕西约有175万亩”，远远超过了禁烟专员的统计。 宁夏罂粟占耕地面积的35%，1934年鸦片产量为1196担，1935年增至7140担，号称“十万亩大烟，十万支（烟）枪”。甘肃除贫瘠之地外，每县都植有罂粟，罂粟地达50万亩左右。蒋介石势力主甘的头几年，所有军费，仍由各县烟苗项下征款，甘肃之烟患较北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35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六年禁烟”“两年禁毒”计划，抗战后进行“两年断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西北鸦片烟毒泛滥的势头有所回落（请看下表）。
甘肃省1931-1939年罂粟种植、土烟产量、罚款及税收情况一览表：
甘肃省1935-1938年烟土产量及吸耗、外销量一览表：（单位：万两）
应指出的是，抗战期间，陕西由于鸦片来源日少，烟价日高，制毒业乘时而起。加之日寇向国统区推行毒化政策，陕西又紧接晋、豫、鄂等省，故毒品销售在三秦大地日益猖撅。海洛因的制造和贩运很快取代了鸦片的种植、贩运。潼关、西安、宝鸡，特别是邻近毒品泛滥川东的汉中各县，毒案时发。宁夏省吴（忠）灵（武）地区与敌占区绥远省的包头地区相邻，武装走私鸦片之风甚炽。抗战后，该区一些富商大贾雇佣“土客”马帮武装走私鸦片毒品，往返于包头与吴、灵之间，将日本人制作的红栗板烟土和各种毒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宁夏和甘肃，大发国难财。甘肃省的一些商民不仅在抗战期间继续种植罂粟，而且还成群结队地从黑水、那娃等地贩运鸦片入甘。专门从事贩卖鸦片的“马客”多达3000余人。这一时期烟民的数字，据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二十六年度禁烟年报》记载，1937年烟民人数，陕西268597人，甘肃185302人，宁夏123564人、青海1554人。
战后毒品犯罪情况，有文字记载的不多。以下是笔者根据抗战后的1946年度统计设计的表格：
西北各省查获私种烟苗案件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