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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典治吏的内容
１、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
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上古开始，立法中便“盗”、“墨”相提或“盗”、“赃”并论，盖二者侵犯的对象均是公私财物。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对于盗贼施以重刑。然而从立法中看，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这是因为官吏以秘密方式获取公有财物比一般盗窃情节恶劣、危害严重。官吏的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自身执行公务的廉洁，而且对法律的尊严和政权的巩固建设也是一种破坏。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疋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疋，才是加役流而已。[7]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数额和是否枉法只作为量刑的依据。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8]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北魏时，监临官（主管和执行官员）“受羊一只，酒一斟者，罪至大辟”[9]所谓“枉法无多少，皆死”。[10]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疋加一等，十五疋判处绞刑。即使不枉法，也只能减一等“一尺杖九十，三十疋加役流”因为不管枉法与否，接受贿赂本身就已破坏了当官的廉洁。从理论上讲，不论贪贿多少、枉法与否，都被视为非法而严加禁止，其目的就是使官吏无隙可乘，从而防微杜渐。
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间接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罪，官员接受管辖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只不过按其在职时减三等处罚罢了。目的是防止上级官吏对下属吃拿卡要这种变相的受贿。此外，单纯的请托也构成犯罪。没有使用财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为法所禁止。请求人无论是为他还是为己，被请求人无论枉法与否，只要口头应允，就构成犯罪。虽无请求，事后受财也同样构成犯罪。在量刑上则区分不同主体和情节，原则上监临之官重于一般官吏，枉法重于不枉法。
２、量刑上轻重有别，宽严适中。在立法上重典治吏并不是一味的加重刑罚，严刑苛罚，而是需要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以唐律为例，便采用“以赃入罪”，在《名例律》中规定了六色正赃，也就是六种和赃物相联系的犯罪。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唐六赃，这就是所谓“监守盗”、“常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和“坐赃”。列“监守盗”于六赃之首，突出了对现任官吏贪污的重点打击。六赃除常人盗、窃盗外，就官吏职务犯罪而言，其量刑 体现了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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