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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1、辛苦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大海捞针，穷尽检索。谁让咱吃的就是这碗饭呢。而本案中的被告，显然“学艺不精”，“功夫粗糙”。2、完善立法，使规划立法相对统一、集中。
五、冤死的被告
无疑，被告是制度的牺牲品。在旧体制之下，官官相护，官官相用，互利互惠，互通有无。卫生部的下级单位（本案第三人）要建动物实验室，卫生部又明确同意，被告自然心领神会（“该项目比较特殊，被告在审批前期做了大量工作。”真可谓是“默默奉献”）。在审批时：差不多就行了，无需斤斤计较。
没想到遇上了具有现代维权意识的原告们。特别是有外来引进的行政诉讼制度作支撑。在新体制之下，被告的旧思路、旧行为，栽了跟头。也许，被告根本就没有把新体制放在眼里，那不过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现实中，还是要按照老规矩来办。难不成，法院还能判我败诉？退一万步，即使输了官司，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死的壮烈、死得其所、死而无憾。至少还保有自己在官场中的“英名”，不会被官场所放逐、所抛弃。行政机关不畏输官司，奈何以输官司惧之？
案件当事双方没有按照同一规则出牌。
六、“第四人”（并非法律术语，下同）：项目主管部门（即卫生部）。
必须明确其事务管辖权，其审批结论的效力范围。被告多次拿卫生部作“挡箭牌”，其潜台词是：卫生部还能错吗？卫生部的确审批了，但审批的是什么？审批的结论能否成为被告抗辩的理由？被告有意含混不同行政机关的事务管辖权，以不相关的审批来“偷换”必要的审批。
卫生部也许是无辜的，但其审批行为多多少少影响了被告（客观上起到了间接授意的效果）。但愿卫生部没有成为违法行政的同谋。
七、“第五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环保局）。
堪称“马拉松式”审批。从申请（2000年12月7日）到审批（2002年2月21日），历时近一年零三个月。没有人能说环保局——不作为，但如此作为，连黄花儿菜都凉了。由于缺乏对行政行为程序的法律控制，审批时间居然可以无限期拖延。申请人无合理预期可言，只能听“天”由命。在行政法学理论上，不当延迟即构成不作为。但申请人尚需仰审批人鼻息，怎敢“造次”。申请人放弃了只专属于自己的诉权（针对不作为），别人又能奈其何？
恶人都是怂人给惯出来的。
八、“第六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人。
因与被评价建设项目所有人本是同根生——“血肉相连”（共同隶属于同一个上级单位），明显违背评价者应保持中立地位原则（“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别人说好才是真的好）。其评价结论当属无效。但是，我国目前并无关于评价机制正当程序的法律规制，一片法律的荒漠。评价人心安理得，对评价进行审批的行政机关也——置若罔闻。老虎（不公正的评价结论）出笼——是要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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