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评析《沈希贤等182人诉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纠纷案》
左明
【全文】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3期
一、司法管辖
本案是一起原告人数众多，但影响一般（何为影响一般、何谓影响重大？其实也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的集团诉讼，所以由基层法院初审管辖。
案件的地域管辖，通常遵循“原告就被告原则”（本案管辖法院即为被告所在地的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种法定例外：专属管辖，即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专属管辖排斥一般地域管辖。本案诉争的焦点是动物实验室（显然是建筑物，而建筑物显然是不动产）的规划许可的合法性问题，不知是否应适用专属管辖？从而由动物实验室所在地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管辖？
二、间接相对人
本案原告显然不是规划许可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能否提起本案行政诉讼？那就要看他们与规划许可行为的牵连关系了。
原告与本案第三人的动物实验室相邻而居。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告的居住权益（因拥有、居住房屋而形成的权利）必然会受到相邻的建筑物的影响，利害关系客观存在。利害关系可以导出诉权。
三、被告的职权：各管一段，还是掌控全局？
一般而言，行政机关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管辖事务范围较为单一。而城市规划许可则需通盘考虑、兼顾各方。
被告的观点：除了审批规划之外，我什么也不管。而且被告审批规划，也仅限于执行《
城市规划法》。如果城市规划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领域的话，倒也勉强说得过去。而城市规划恰恰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与期待、近期与长期利益的纠缠，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必然会导致顾此而失彼。这原本应是该领域的常识，无需他人多嘴。而被告在答辩以及上诉过程中的表述，实在是在专业领域有失水准。
四、有多少法应由规划部门来执？
这是现实的难题。由于立法技术的落后，关于规划方面的法律规定（包括各级各类规范性文件）可谓“天女散花”，遍地都是。这也给准确执法带来了客观上的难度。在本案中，除了《
城市规划法》，被告至少还要兼顾《
环境保护法》和《
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当然，《
卫生系统实验动物管理暂行条例》仅是一个部门规章，其约束的对象除了相对人之外，是否也包括行使法定职权的规划部门？也就是：一个行政部门能否给另一个行政部门（不相隶属）授予职权或设定义务？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被现有理论回避了。还有待新的理论来回答。愚以为：当然不可以。行政机关的职责、职权均来自于法律，而不是自己或自己的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