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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行为决定犯罪性质说”
此说认为，在上述情形中，共犯的性质决定于实行犯的实行行为的性质，同时认为上述人只有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 按照此说，上述相互勾结侵占、挪用本单位资金或受贿，各有两种定罪之可能。若国家工作人员为实行犯，则上述行为人分别对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承担刑事责任；若公司、企业的一般身份者为实行犯，则他们彼此都分别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该说的问题在于，除教唆、帮助外，双方实施的均为实行行为，均为实行犯，这时到底该以哪个罪名作为共同犯罪的罪名？无法回答。笔者主张加减的违法身份说，虽然也是按照实行犯的性质定罪，但均是在肯定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下，教唆、帮助犯随实行犯定罪，均为实行犯时，既肯定共同正犯的成立，又肯定单独定罪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3、“主犯行为性质决定说”
此说认为，内外勾结或两种以上身份者勾结实施的共同犯罪的性质，应由主犯实施的行为的性质确定。 如前所述，“主犯行为性质决定说”也是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立场。此说的问题在于，主犯、从犯是在定罪解决之后的量刑时考虑的问题，按照主犯的性质确定共犯的罪名，是本末倒置。再则，在没有主犯或不同身份者均为主犯时，将无所适从。另外，较低身份者如公司人员作为从犯按照贪污罪定罪，可能比其作为主犯按照职务侵占罪时的处刑还要重，因此不够妥当。
4、“依有身份者之行为性质定罪说”
此说认为，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要求特定身份者才能单独构成之罪，不管有身份者是否主犯、是否实行犯，无身份者均利用了有身份者之身份，分别定罪或按主犯身份定罪均不符合犯罪之实际危害和特点，而依有身份者之行为性质定罪才比较妥当。 该说的问题在于，均有特殊身份时，如何定罪，此说难以回答。
5、“为主职权行为确定共犯性质说”
此说认为，应以共犯主要利用的职权决定犯罪性质。在无法区分主次的情况下，如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的职权行为无法分清主次的情况下，应认定两个行为人构成职务侵占的共同犯罪，此种定罪对公司、企业人员是“对号入座”，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就低不就高”。 该说的问题在于，何谓“为主职权”，难以操作。再则，再不能确定是谁的职权为主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按职务侵占罪定罪，看似合理，实则有失均衡。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实施贪污行为，尚且能以贪污罪定罪判处重至死刑的刑罚，在实施危害性更大的共同犯罪时，反而因为不能确定谁的职权为主，就只能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最重只达15年有期徒刑的刑罚，难说合理。
6、“核心角色说”
该说认为，原则上应以正犯的行为性质决定共同犯罪的性质，但在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存在不同的实行行为时，可以根据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确定共同犯罪性质。即以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为标准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在保险诈骗案中，如果投保人是共同犯罪的核心角色，则可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为保险诈骗罪；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核心角色，则可认定共同犯罪的性质为贪污罪或职务侵占罪。至于核心角色的确定，则必须综合主体身份、主观内容、客观行为以及主要的被害法益等方面来考察。但是，在认定了共同犯罪的性质为保险诈骗罪或者贪污罪、职务侵占罪之后，对不同的共犯人仍然存在分别定罪的可能性。因为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共同犯罪不要求构成要件完全相同，只要求构成要件部分相同。投保人为了骗取保险金而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相勾结时（投保人为核心角色），首先在保险诈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在此限度内，投保人是实行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帮助犯；但由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另触犯了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故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如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触犯职务侵占罪，而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重于职务侵占罪，在此情况下，对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较为合适；如果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触犯的是贪污罪，而贪污罪的法定刑重于保险诈骗罪的法定刑，在此情况下，对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以贪污罪论处较为合适。反过来也可以得出相似结论。 该说的问题在于，如果投保人为核心角色，共犯的罪名为保险诈骗罪，则投保人最重只能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若投保人不是核心角色，共犯的罪名为贪污罪，则其最重可能罪判处高于15年的徒刑。从常理上看，担当核心角色时，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要高，结果，投保人担当核心角色时反而处刑比不担当核心角色时要轻，这难说是妥当的处理。再则，如何确定核心角色，也会碰到和前述如何确定“主犯”及“为主职权”同样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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