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三种观点，其将日本
刑法第
65条全部理解为违法身份的规定，确实有违现行法的规定，但是，从立法论上讲，这种学说关于即使无身份者构成违法身份犯的共犯，但其刑罚也应该被酌量减轻的见解，很有见地。以至于1974年的日本改正行法草案第31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进行加功的人，即使没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但可以减轻处罚。”此外，其提出“加减的违法身份”的概念，即使未必适合日本的理论和实践，但对于我们解决均有特殊身份的共同犯罪的认定问题，颇有借鉴意义。这个问题，后面将详尽探讨。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关键问题就在于对违法身份和责任身份的界定。由于
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因此，区分违法身份与责任身份也只能从法益保护原则出发。违法身份，是指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单独不能实施侵犯法益的行为，即不仅不能构成这种以身份为构成要件的正犯，而且也不能构成其他犯罪的正犯，而责任身份是，虽然不具有这种身份，不能构成以一定身份为构成要件的单独正犯，但可以构成与其构成要件具有重合部分的其他犯罪的正犯。因此，非身份者教唆、帮助具有违法身份者实施犯罪的，教唆、帮助者虽然不能构成共同正犯，但可以，也只能以违法身份者所构成的罪名的共犯定罪处罚，但考虑到非身份者在法律上并不负有特别的义务，所以可以考虑酌情从轻判处刑罚。违法身份者唆使、利用非违法身份者犯罪的，违法身份者构成以违法身份为要件的犯罪的间接正犯，非违法身份者构成该犯罪的从犯即帮助犯。非责任身份者教唆、帮助责任身份者实施以责任身份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时，责任身份者当然构成该犯罪的正犯，对于非责任身份者而言，尽管缺乏正犯行为，但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在构成要件重合的范围内，可以认为非责任身份者也充足了正犯行为，结果是，非责任身份者按照本身单独正犯所触犯的罪名的教唆犯、帮助犯予以定罪处罚。具体说来，由于赌博的常习者和非常习者实施赌博行为均能单独构成犯罪，因此，赌博的常习者只能属于责任身份，同样，业务上占有者以及杀害尊亲属罪的卑亲属，也属于责任身份。那么违法身份是指哪些呢？笔者认为，受贿罪中的公务员就是违法身份，因为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而收受财物的，在
刑法上不作为犯罪处理，也就是单独不构成犯罪。正因为此，日本判例及理论主张认为，在公务员唆使非公务员收受财物的，公务员构成间接正犯，非公务员构成帮助犯。
我国没有像日本
刑法第
65条的共犯与身份的规定，所以在我国共犯与身份的问题只是理论上的探讨，不是解释学的问题。我们介绍日本关于共犯与身份的解释学上的争论，也只是为我们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三、“加减的违法身份”概念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