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现在仍然记得的就是何老师当时提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他说，研究生进校以后马上跟着老师做课题，课题就是研究生的硕士论文，研究生选题过程其实已经不需要做了，导师的课题分解以后变成研究生的硕士论文题目，等到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导师就主编一本书或一个系列丛书，这个书里的每一章每一节就是研究生的论文，研究生毕业之前也就有了出版发表的渠道，不需要学生花钱自费出成果。当时我听了以后心里想，何老师这个地方的确是非常好，一个是他自己学问做的非常好，另外一个是他给学生提供了很多平台。所以我当时很想去投奔何老师。但可惜的是，何老师走后没几天“非典”爆发，接着就封校，我就寸步难移，也就没有办法去找何老师。后来在网上碰到了西政的几个同学，他们说西政这边同样很不错，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于是下半年我就跑到西政这边来了。所以，我跟何老师应该说还有一面之交的。
2003年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我想和今天何老师讲的内容也多少有点关系，何老师今天讲的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法的命运。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20年代，如果确切的讲是30年代，1935、1937年以后大量从政这个现象。这一点何老师在他刚才的演讲中好像并没有完全提及，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知识分子从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在这里，我首先对何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先做一个总体的评价。可能因为何老师今天讲的这个内容过于庞大，而时间又过于短，所以我个人感觉，今天讲的实在是有点太宏观，不够具体，在一些细节上都是可以推敲的。
比如说，何老师今天讲的几部分的关系，特别是逻辑关系。前面讲的学术环境、价值取向、接着讲了知识类型，又举了一些典型人物，最后提到了贡献和开创的近代法学传统。我个人理解，何老师讲的逻辑是什么呢？他把近代法学和近代的法学知识分子（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法科知识分子）放到一个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当中来看，这个过程当中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前面两部分，学术环境实际上是知识分子一个外部环境，价值取向是一个内部的，正是因为有了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所以知识分子分了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贡献，这种不同的贡献汇集成为近代法学传统。不知道何老师能不能同意我的这个逻辑梳理。
但是，这个逻辑里面却有问题，何老师讲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推敲的。比如说，中国近代恶劣的学术环境。我就想，中国近代的学术环境恶劣吗？是不是真的是恶劣的。何老师提出了三个方面，一个是战乱、一个是内乱、一个是专制的政治。对法学的影响，一个是经济的不稳定，的确不稳，一个是迁校。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的确是挺恶劣的，你看又有战乱、又有专制政治的压迫。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我是根据自己看过一些材料，一些人物的传记提出疑问的。专制政治是不是就不讲法，是不是就一定不讲法，军阀一定不讲法吗？我们看到很多军阀非要搞一个
宪法出来，他们是不是就一定不看重“法”？另外，当时经济不稳定，学校状况不好，那么知识分子的收入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其实，知识分子的收入是相当高的，比我们现在高得多。只是在什么时候变低了呢？在日本人进来以后变低了，具体说是在1942、1943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收入下降，下降地非常大。当时学校迁来迁去，这种流动对学术的确有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学术也有促进。什么促进呢？我们知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很多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留洋，留洋回国以后就在大学教书。他们对中国的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实际上并不是很了解。用当时一个著名的学者——蔡枢衡教授的话讲，他说当时主张民主宪政的人都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了解中国社会，就是通过在战乱过程中，不断地跟基层的、最底层的人接触，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才真正的了解到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后来的民主宪政运动，以及一些人到了延安，这些知识分子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他们一方面看到了政府的腐败，另一方面看到了老百姓的贫困和愚昧。因此这种迁校，这种动荡对学术本身是不是就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个是可以推敲的。所以，不一定没有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学术就一定会受到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