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还可以列举国外关于人的身体健康的说法。如日本
刑法采用法益三分法，把法益分为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国家法益。一般把贩卖毒品的侵害法益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这种法益。[15]德国还认为：使用毒品行为在
刑法评价上为自伤行为的一种，而提供毒品行为，如贩卖、运输、制造、交付或是转让毒品给他人的行为，本质上应该评价为使他人使用毒品有所可能的帮助行为。从
刑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属于自伤加工行为[16]。除此之外，国外学者还有其他诸多说法。但是我不再例举，因为我认为讨论一个国家的一个个罪的法益不能离开这个国家的语境进行讨论，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社会认识和国家的特殊情况，每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认识也不一样，因此每一个国家对犯罪的认识也不一样，这样，不同的国家也就具有不同的法益界定[17]，对于毒品犯罪来说也一样，不同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对毒品犯罪的法益做出不同于别国的界定。因此，国外的说法也就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如果初略来看，我们能好像觉得上面的描述和上面的诸多学者的论点是一致的，描述的是吸毒侵害了人的身体健康的生动现象，学者们的论点是毒品犯罪的客体或者法益是人的身体健康。但是我们进行一下深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上述学者的表述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第一，我们从上面的文字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人的身体健康的危害不是毒品犯罪造成的，而是吸毒的行为造成的。“吸毒严重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它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吸毒会产生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减慢呼吸频率，降低肺功能，导致人体缺氧，产生肺水肿毒品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我加着重号的地方是我需要引起读者注意的文字，那就是这些危害行为的主语是“吸毒”二不是毒品犯罪，是吸毒而不是贩毒和运输毒品对人体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以及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代谢和结构会造成严重损害。是吸毒加速人的死亡而不是毒品犯罪加速人的死亡，是吸毒是给人们的后代造成身体上的残害而不是毒品犯罪给人的后代造成身体残害。是吸毒者本身才造成了自己的身体的危害，而本身的这种吸毒行为反倒不是受到惩罚的行为。这就使得人的身体健康的说法很难以站住脚。从法感情的角度来认识，我们难以说是贩毒的行为造成了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也很难以说是运输毒品的行为造成了人的身体健康的损害。当然，有学者借助抽像危险犯的的概念进行了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抽象危险犯的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用抽象危险犯的概念来证明这里的话题就更加存在问题，我们下面还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理论基础进行批判。
第二，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办法完全涵括毒品犯罪所侵害的的所有法益。退一步来说，就算人的身体健康可以算作毒品犯罪的法益，但是毒品犯罪的危害也是很多的，不仅仅包括人的身体健康，还包括诸多其他的危害。至少包括如下的危害： (1)对家庭的危害。家庭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家便不成其为家了。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破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2) 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吸毒首先导致身体疾病，影响生产，其次是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 同时毒品活动还造成环境恶化， 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3) 毒品犯罪诱发犯罪扰乱社会治安[18]。 毒品活动加剧诱发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扰乱了社会治安， 给社会安定带来巨大威胁。（4）败坏社会风气，等等。有学者就指出“毒品犯罪是寄生于现代社会的“毒瘤”之一，他不仅直接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而且还使吸毒者在心理上产生对毒品的依赖性，将家庭、事业、道德、责任等统统抛诸脑后，并以获得毒品和享受毒品为自己生存、生活的唯一目标。更为严重的是毒品犯罪还是诱发其他犯罪的重要因素，吸毒者为了获取毒资不惜从事盗窃、抢劫、诈骗等其他犯罪活动，毒品犯罪分子未了从事毒品犯罪活动还经常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司法工作人员拉下水，严重破坏了国家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的稳定。[19]”对于毒品与犯罪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毒品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毒品引起的社会犯罪不断增加。[20]”还有学者描述了诱发犯罪的路径和模式：“首先，诱发吸毒者为了获得毒资而进行犯罪。其次，加强犯罪倾向。再次，犯罪的巨额利润刺激更多的人从事犯罪。最后，经常使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拉拢而进行共同犯罪。[21]”从某一些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健康之外的其他危害反而是我们所更加关注的和为我们所更加切身感受到的。
第三，关于高巍先生引用抽象危险犯进行“人民健康”说论证的问题，我认为抽象危险犯的说法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我基本不赞同抽象危险犯的提法。有学者就说：“关于它的性质、地位问题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同时对抽象危险犯的存在持否定态度的也不乏其人。”“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苍白的。[22]”对作者在文章已经论述的对抽象危险犯这个提法的批评我是基本赞同的，我认为作者批评的角度是很全面的，思路是清晰的，我在这里就不再进行重复的论述。我在这里还想指出来的就是一点更为具体的，抽象危险犯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以此进一步说明抽象危险犯理论的缺陷。在论及既遂和未遂的问题上，就像冯亚东老师说的那样“危险犯并不属于既遂犯，而只不过是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犯的未遂犯。就此意义而论，危险犯并没有其独立的价值。[23]” 我们依据通常的逻辑推导下去，危险犯是对法益造成危险，未遂犯也是对法益造成危险，那么危险犯的未遂犯就是一种对于危险的危险，这样的逻辑显然是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在我们依据通常的合情合理的逻辑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得抽象难懂。有德国学者借助与实害以及具体危险的比较指出，实害是指损害的发生，具体危险指实害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种界定，Arther Kaufmann 斥之为无意义也毫无逻辑。因为，把具体危险视为“实害的可能性”尚可理解，把抽象危险视为“实害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就不知所指了[24]。那么，依据他们的逻辑，未遂犯罪就是“实害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就更加不知所云了，如果再进一步推导下去，那么抽象危险犯预备犯罪有是什么呢？是“实害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吗？很显然，抽象危险犯罪的这种界定很容易产生让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在抽象危险犯的说法里面，如同上面的理论缺陷比比皆是，鉴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主要不是抽象危险犯的问题，因此本文对此不做过多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