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观点相对立，有部分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最早产生于我国，刑事和解不是舶来品而是“东方经验”的代表。如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将刑事和解的起源理解为加拿大安大略州1974年的判例是一种误解。中国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就蕴涵了和谐司法的理念，这种理念较之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内涵上更加全面和科学。在1941年7月21日延安地方法院判决书第10号的一个案例可以作为例证。
两种渊源的提出都有着理论依据和现实例证。但不论刑事和解的渊源到底是那个，我们都应看到它的积极意义。我们在新形势下，讨论刑事和解的问题，既应学习西方的经验教训又应结合我国的实际，在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以及和谐司法理念建立的基础上，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使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本土化的特点。总体来讲，我们在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上应该坚持中国特色该案例内容是：被告人李锁系养子遗弃养母李高氏，在审判过程中李高氏在诉讼过程中要求“将已经被捕审判之被告人李锁，希望教育后保证养活我就好了”。被告人也供述：“我承认错误，希早些解决，我今后保证养活我母，并要孝顺，如时久在押，老母弱妻无法生活，一家人就失散了”法院最后判决：“李锁犯遗弃罪，判处苦役半年，因其老母妻幼无人抚养，准予具得假释，带罪侍母，如再遗弃，加重处罚。”。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产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产生，为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此形势下，检察机关应如何贯彻这一刑事政策，应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在解读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反思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应该寻找出中国化、科学化、检察化的刑事制度，于是刑事和解不诉制度被提了出来。它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有的不起诉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其概念是指受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受害人认罪悔过，征求受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由检察院做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刑事和解目的在于加害人积极赔偿损失后获得受害人谅解，重新回归社会，也即相对不起诉。刑事和解和相对不诉两种制度的结合看似是简单的汉字相加，其实质既是对它们中每一种制度的补充完善，又是对刑事司法制度新的升华。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提出的原因
1、受害人权益保护的缺乏
人们很难再去关注已经被法律所承认的受害人，因此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使受害人权益的保护被有所忽略。（1）、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行使的欠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出台的《关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
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实际是对受害人精神抚慰权的剥夺，是从法律的层面上这显然不利于安抚受害人内心的创伤。（2）、受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的行使的缺乏。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轻微刑事案件采取公诉方式进行处理，受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难以实现；而采取和解不起诉或撤案方式处理，受害人民事赔偿请求权则基本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