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管辖权转移虽然被规定在移送管辖与指定管辖一节中，但它与移送管辖有严格区别：首先，管辖权转移仅限于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级别管辖的补充和变通规定；移送管辖一般限于同级法院之间，是落实地域管辖的一种规定。其次，管辖权的转移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将其受理的案件移送给无管辖权的法院，其转移的是案件管辖权；移送管辖是受诉法院将自己没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其移送的是案件。第三，管辖权转移应经上级法院决定或者同意，否则不得转移；移送管辖无须经受移送法院同意或者决定。
二、对现行管辖权转移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管辖制度系继受而来，具有建构的特征。在移植、本土化过程中，由于理论基础薄弱和建构理性的不足，我国的管辖权转移制度缺陷难免，存在以下弊端：
（一）阻碍了当事人的角色参与，使该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
民事诉讼是由原告、被告、第三人等不同角色参与而形成的程序互动过程。不同角色的参与，保证了当事人对程序的控制和影响，从而促进了诉讼程序的对抗性。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既是程序的参与者，也是裁判结果的承受者，其主体地位要求其不仅要参与诉讼全过程，而且应知悉每个过程的活动内容，从而更好的发挥监督制约作用，保证诉讼均衡与裁判结果的公正，实现诉讼民主。作为司法公正道路上第一道防线的诉讼管辖，更离不开当事人的有效参与。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16条第2款规定：“在诉讼即使属于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的简易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地方法院认为适当时，不拘泥于本条前款的规定，根据申请或依职权，可以将诉讼的全部或部分自行审理并做出裁判。”第1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应将该诉讼的全部或一部分向所申请的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移送。”该法第21条规定了当事人“对于移送的裁定及驳回移送申请的裁定，均可以即时抗告”的权利。可见，日本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管辖权转移可依申请，并非只能依职权而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抗告，从而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提供了充分保障。与日本不同，我国的管辖权转移制度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仅规定了法院依职权决定管辖权转移的单一情形，未规定当事人参与的程序，特别是当事人对管辖权转移的决定不服时，不能通过上诉程序得以救济，使该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为部分法官的恣意擅断提供了可乘之机。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批评的，“当管辖权转移出现失控而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时，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缺乏应有的监督和救济渠道，由此可见我国的管辖权转移不是一个自足的制度，并不具备一个合理的诉讼制度应具有的独立品格。”[3]职权主义色彩的浓厚及当事人参与作用的式微，正是我国管辖权转移制度亟待完善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