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和职工权益保护的关系，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不容忽视的课题。只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换来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重视职工权益维护不能只停留在立法或者发文件上，或者满足于每年组织大规模的专项执法检查，或者偏好于采取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标准等上。从根本上来讲，关键要建立经济发展和职工权益保护的挂钩机制，建立职工权益保护和政府政绩挂钩机制。我们能否考虑，对未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限制或禁止其从事出口加工贸易；对有严重劳动违法行为屡犯不改的企业经营者，能否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开办企业，或者在银行信贷方面进行限制；能否建立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财政投入与国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挂钩定比调整机制；能否将对职工权益保护状况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等等。此外，政府应当加大对
劳动法执法部门的投入，在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上应当满足执法部门的执法需要。
二、处理好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对社会整体而言，企业的兴衰直接折射出国家经济的兴衰。劳动用工管理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用工管理方面，政府如何处理好与企业的关系，关乎企业健康发展，关乎职工切身利益的维护。我们建立法律机制或者管理制度，应该是既能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又能满足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有利于职工权益的维护。
然而，一些地区未能很好地处理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关系，有意无意的经常在过渡掠夺、干预和过渡保护、溺爱两者之间摇摆，存在缺位、错位、越位现象。
自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以来，就一直存在缺位现象。政府赋予企业用工自主权后，对企业的用工几乎是撒手不管了，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守夜者。具体体现为，一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用工情况底数不清。没人能够让人信服的说出市场上的职工究竟有多少人，我们的社会保险制度究竟覆盖了多大比例的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究竟有多大，统计出的失业率如何才能反映真正的失业状况，等等。二是法律严重缺位，对违法行为设定的法律责任过轻。如为世人所诟病的拖欠工资违法，竟然不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只是在被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的才需支付赔偿金；如对超时加班的处罚标准由原来的每小时100元以下，下降为每人100至500元，无论一名工人超时工作多长或者情节多严重，最多也只能是罚款500元。三是劳动监察体系软弱。劳动部门受法律手段、执法人员和经费不足等因素影响，对企业的监管基本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