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诉讼中坚持“谦抑性原则”的必要性
钱钧
【全文】
最近媒体热报的案例：许霆小伙因ATM机出现“以一抵千”的低级错误，引得许霆小伙私欲大发，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引得全社会懂法的、不懂法但懂情的人对此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有人认为，许霆是咎由自取，一审判决判之有理；有的认为，在如此的利诱之下，做出这样的行为从人性上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提出下一个“许霆”可能就是“我”的惊醒预测。
笔者认为，网民和观众依据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利益集团，对许霆案的分析结果应当就是矛盾，否则反而显得不正常。同时，许霆案引发的热点关注，也提醒我们刑事立法、司法部门在进行刑事立法、司法中，应当更加注重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方能达到“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的预期效果。否则，“我”或许真就成了下一个“许霆”，只不过情形不同于从ATM机中取款罢了。
谦抑性原则，也指
刑法的宽容与自抑，指立法机关在没有可以代替的其他合适方法的条件下，才将某种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并加以刑事处罚的立法原则。在
刑法理论上，谦抑性原则一般是指立法时应当坚持的原则，但笔者认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也应当坚持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就是说实践中，司法机关只能在适用其他的合适方法，均无法救济已经受损的法益时，并且该行为已经严重冲击社会的正常秩序，方能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将一个行为视为犯罪行为，或视为一个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并加以刑罚处罚。
在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的思维定势是——从客观上评判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在财产性犯罪时，一般都认为，财产越大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只要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就应寻找最为契合的
刑法条文进行刑事归责，而对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和社会对该行为的容忍度考虑的不够充分。因此，这样的司法行为极易导致
刑法过度介入，严重干预非刑事领域的司法现象，破坏非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