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法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是在与事实的互动中进行的，往往是在诸多的可能性中，基于各种考量，认为其中一部分法律条文或法律原则于此事实是适当的，因此决定选择此部分。所以法律解释中判断是与理解、解释交杂在一起的，理解和解释离不开判断。如前所述，“适用”在法律中有独特的含义，在法律解释中，理解并非与适用处于同一过程。理解过程中，法规范的发现并不等于法律适用。这是法律解释不同于其他解释的地方。法律解释是溶理解、解释和判断于一体的过程。理解和解释的同时是判断，判断既是结论，又是过程。
　　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往往涉及事实判断和法律判断。事实判断以感官的知觉为基础，可以通过观察及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但呈现在法官面前的案件事实，通常是过去的事件，法官一般不可能亲身感知事实，必须凭借他人的感知来了解案情。当然法官仍然可能看见属于案件事实的客体，如行为工具、当事人有争议的文件、行为发生地点和被毁损之物的残余等。然而整个事实发生的来龙去脉，却不可能再感知了。于此，只能凭借曾经感知该事件的人，由记忆中将之搜索出来，并且在法院作证。然而大多数证人的证词都不可靠，因为感知、注解和回忆都会发生错误，表达也不精确，而且证人多少会不知不觉地加入自己的立场（有意的伪证就不用提了），这所有种种都会影响证词的价值。[41] 当事人的陈述就更有怀疑的理由了。因此，法官不能轻率地相信某一证人或当事人一方，而必须判断这些陈述的可信度了。当然法官还可以借助其它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等其它证据材料，推得案件事实。假使案件事件属于内心世界（例如：特定的意向、动机、善意或恶意），就只能借助间接证据[41]（外部迹象）来推论它，因为这一些事件他人根本无法直接感知。法官虽然可以“自由地”评价证据，但法官还必须受诉讼程序的约束，任何证据都必须经过听证、质证、认证以后，才能形成法律事实。而且法官还必须努力排除一切可以导致错误发生的根源，仔细地形成内心确信。于此人格特征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法官职业伦理中审慎判断的态度。[43]
　　司法审判中所呈现的事实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基于进入案件进程的思维。这里必须区分事物及由事物呈现的现象即事实。例如在凶案现场有一件血衣，血是被害人的，衣是嫌疑犯的，血和衣均为事物，由它们指向的事实是这名嫌疑犯罪杀人凶手。注意在事物真实的情况下，事实需要证实或证伪，因为所指向的事实可能并不真实，在上述例子中即存在他人伪造现场进行嫁祸的可能性。但是不真实的事实也可以作为指证嫌疑犯的证据，因为这同样可以反映出事物的本质。[44] 在以上法官对法律本文和事实的理解之后，需要将两者连结起来，即以法律本文来解释事实或用事实来解释法律本文，使法官在内心中形成确信，认为由自己对本文和事实的理解而来的解释是恰当的，具有权威性的。这在司法活动中是必需的，因为法官必须确信自己诠解的权威性，否则在表达出来以后会难以服众。因此，法官最后只能做出独断的判断：与立法者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本文对社会的适应性；与民众也不同，他们是为了探究法律适用变更的可能性。法官理解、解释和判断经历了由对法律本文理解的探究至独断判断的过程，其诠解法律有其独特的一面。
　　案件事实最终演变成法律事实，是事实与法律互动的结果。如吉尔兹所言：“法律事实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它们是根据证据规则、法定规则、判例汇编等诸如此类的事物而构设出来的，……”[45] 法官解释法律时，也是在法条与事实间“眼光往返流转”中完成的。可见，事实判断与法律判断时纠缠在一起的。法官一边用法律术语将案件事实陈述出来，一边即在评断案件事实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要素。只有在考量可能作为判断依据的法条之下，案件事实才能最终转化成法律事实，而法条的选择乃至具体化，又必须考量案件事实。于此“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本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成。[46]
　　法律论证是基于法律发现之基础上的，意指法律论证基于对法律文本的理解、解释基础上，是法律判断的最终的说理过程。这里会遇到一个明显的论证上的困境，即“明希豪森困境”。[47] 因此法律论证过程追求的并非是绝对的真理，而是“在现行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能够理性地加以证立。”[48] 如前所述，法律本身就是个价值体系，“法律的应用并不仅限于三段论的演绎，它在更大范围内也需要法律应用者的价值评判”。[49] 既然法律判断以价值判断为基础，那么法院的判决在本质上是法官的价值判断，但这种价值判断却不是法官私人情感的体现，法官的判断，要使人信服，要具有社会的感召力，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首要的即是要符合法秩序的客观目的，保护相对重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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