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政权被少数人垄断，人民权利无根本保障，人权惨遭践踏、破坏。民盟认为，在中国阻碍人权的最大障碍就是国民党的党治政策，在这种政策的统治下，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急剧膨胀，惟我独尊，人民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民主可言。民盟主席张澜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中，对国民党当局奉若神明的“党治”的实质进行了揭露，他指出，“什么是党治? 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他是不愿意有其他党存在，而且是否认他党存在的。他是某一党获政权之后，就高唱‘以党治国’，实行一党专制，视国家为一党所有。”因此，“党治”的实质是“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3 ] (第91页)在这种名为“党治”实为专制的政策统治之下，国民党当局实行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实行党化教育，在学校内设置特务机构，任意逮捕宣传民主自由的教员、学生，私设审判机构，任意处置民主人士，摧残自由，制造恐怖， ..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民主自由根本无从谈起。因此，民盟主张，政府应实践民主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民主的政府。[1 ] (第31页)对于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构想，中国民主同盟在1944年9月19日在其全国的代表会议上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中，集中进行了论述，其针对中国当时实现人权的制度障碍，探讨了保障人权的制度形式，提出了制定以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的
宪法，并以
宪法为基础重新建构国家机构，政党合法化，人民直接或间接的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国家实行法治，试图为人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其具体措施为： [ 1 ] (第26页)第一，实行立宪政治，制定
宪法，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民盟主张：“一个国家，应有其根本大法，即早日颁行其有关人民权利义务与政府权责的民主
宪法，
宪法之制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加议定，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 全国上下， 共同遵守， 即一国之元首， 亦应严为遵守， 不得以己意变更法律。”[ 3 ] (第93页)国家实行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一党专政的问题，任何人或任何政党都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不得以命令改变、违背法律。第二，政党地位合法化、平等化，承认各党派公开活动的权利，规定政党活动合法化。民盟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而外，绝对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甚至不仅从政治的活动上限制着他们， 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 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显然的歧视”[ 1 ] (第18页) ，这便不是民主国家。因此，民盟主张，国民党当局应当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立即释放一切的政治犯，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 1 ] (第36-37页)各党派本着负责的原则参政议政，自由的发表言论，不受党派关系的限制，或者司法机关的违法处罚。第三，实行地方自治。民盟主张，中国实行地方自治，县以下其他一切自治机构，其职权应由人民普选之代表直接行使之；县以上则县设县议会，省设省议会，中央设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机构。民盟认为，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实行地方自治对于培养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培养人权意识有着积极的意义，针对中国当时的权力情况，民盟提出，在县以下实行自治，由人民普选的代表直接行使管理地方的权利，而县以上的，由代表人民的主权机构行使管理的权利。另外，国家实行普选制度，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绝对不受财产、教育、信仰、性别、种族之限制。并且“民众代表，应由民众的自由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和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选，使人照名单推选，或加倍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3 ] (第93页)第四，按照分权原则和议会制原理，设立国会、总统副总统、行政院、大理院、文官院，分别行使管理国家的职权。按照民盟的设计，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合构成，国会有制定法律，通过预算、宣战、媾和、弹劾罢免官吏及
宪法上赋予的其他职权；参议院是由各省省议会及各少数民族自治机构选举的代表组成，众议院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的代表组成；国家设总统副总统各一人，由国会、省议会及各少数民族自治机构共同选举产生；国家设行政院，为行政最高机关，行政院设院长一人，由总统提出人选，委以组院之权，对众议院负其责任；国家设大理院，为最高的司法机关。大理院设院长一人，院长及全国法官皆为终身职，司法绝对独立，不受行政及军事之干涉；国家设文官院，掌管文官之参试、任用、铨叙、考绩、薪给、升迁、惩戒、退休、养老等事务，以奠定国家之文官制度，文官选拨，实行公开竞争之考试制度，非经考试及格者，不得任用。文官院院长及全国事务官应超然于党派之外。第五，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民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 1 ] (第6页)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纷扰，其利害已“不只及于两党本身，乃关系整个民族之命运”。因此，民盟极力主张“军队国家化，即谓军队须属于国家，军人只能效忠于国家，非任何个人所得而私有!亦非任何党派所得而私有! ”[ 1 ] (第38-39页)民盟主张，“人民只有在保卫国家的对外战争上，有当兵纳税的义务，绝对没有在进行内战上，服从任何命令的责任。这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事实! ”[ 1 ] (第39页)因此，民盟在其纲领草案中提出：“军队属于国家，非国防必要不得调用军队，并以法律禁止军队中之党团组织。”[ 1 ] (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