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诉权的简单的经济分析表明，传统民事诉讼法学对诉权的理解存在较大误区。因为不论是传统的诉权理论，还是所谓的新诉权理论，皆试图探寻诉权的本质或本原。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启示我们：人类是如此渺小，以至于只能对事物有所了解，对真理有所接近，而无法切实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真理，对本质的追求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鉴于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从本质论转向解释论。关于诉权的研究，亦当如此。诉权究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们不必费尽心机去探索上述有关诉权本质的论题，因为最后的结果几乎注定会无功而返或者进展甚微。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视角，特别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或从“人文视角”对诉权进行解释、描述或说明，例如：
诉权的经济分析；
诉权的文化分析，如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诉权比较，诉权的符号学，诉权的象征意义；
诉权的语言学分析，如诉权概念的训诂学；
诉权的历史分析，如诉权概念的产生与演变，诉权的谱系分析，罗马法或日耳曼法中的诉权，对婚姻之诉等某类诉权的考察；
诉权的政治分析，如诉权的政治意义，诉权与革命，诉权与人权保障，诉权保障的
宪法化、国际化和社会化潮流；
诉权的宗教分析，如教会法中的诉权保护，《圣经》中的诉与审判；
诉权的社会人类学分析，如为什么滥用诉权，为什么不利用诉权，社会变迁与诉权范围，诉权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诸如此类的不同层面和侧面的分析，显然有助于加深对诉权的理解，即便无法触及其本质。而倘若不固执已见地坚守传统的理论模式，这样的研究何尝不属于诉权论的一部分呢？
【注释】 参见，M.A.顾尔维奇：《诉权》，康宝田、沈其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阿·阿·多勃罗沃里斯基等：《苏维埃民事诉讼》，李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参见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页。
参见大卫·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