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基于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善良意愿解读《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之规定，以及
“司法解释”第
14条的规定。《
票据法》虽未明确规定票据行为违反第
10条或第
21条之规定的无效，但《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之规定也并非毫无约束意义的“提示性”、“建议性”条款。无效的民事行为，包括绝对无效的民事行为与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前者，可基于行为无效对抗第三人，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的行为；后者，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如通谋虚假表示。
“司法解释”第
14条的规定，明确无误地表明，只有当票据权利转让给第三人时，票据债务人才不得以《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的规定对抗持票人，若不发生票据权利的转让，在票据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当事人仍可以依据《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的规定对抗持票人。可见，我国票据制度的无因性与各国票据规则并不一致。
应当看到，日本、德国等日内瓦汇票本票统一公约及日内瓦支票统一公约成员国的票据制度也允许票据关系锁链中的直接前手基于基础关系中的抗辩事由对抗其直接后手，进行票据抗辩。票据关系锁链中的直接一环之当事人被称为直接前后手关系。所谓“基础关系”指与票据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的民法上的非票据关系。如票据原因关系、票据预约关系等。例如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存在购销关系，票据债务人因支付货款而为票据的签发或背书。又如，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签订一份内容违法的无效合同，票据债务人为执行无效合同而为票据的签发或背书。所谓“基础关系中的抗辩事由”是指在基础关系中，票据债务人可以拒绝履行义务或者其义务无法律依据之事由。如在票据债务人与持票人的票据原因关系中，票据债务人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或不安抗辩权。又如，双方的票据原因关系为一无效合同关系，在这一无效合同关系中票据债务人没有义务向持票人的付款。再如，虽然有付款义务，但该付款义务已因债的抵消而消灭。之所以允许票据债务人可以基础关系中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是为了防止循环诉讼、防止讼累、避免资源的损耗。我国《
票据法》第
13条第2款以及
“司法解释”第
15条第1项所规定的抗辩也属于此类抗辩。
票据关系中的直接前手基于基础关系中的抗辩事由对抗直接后手与票据关系中的直接前手基于《
票据法》第
10条之抗辩事由对抗直接后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抗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