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颁布以后，对我国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为，
“司法解释”澄清了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其理由如下：（1）
“司法解释”第
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
票据法第
十条、第
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意味着，当票据经背书转让给第三人时，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受让人之前手之间无票据原因关系、票据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为由对抗持票人，也不得以票据债务人与汇票出票人之间没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或没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为由对抗持票人。该条司法解释之所以没有直接点明《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规定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付款关系等，不影响票据的效力和票据行为的效力，是因为解释法律和修改法律有质的区别。用太直白的语言恐有修改法律之嫌。（2）基于票据的性质和票据的流通功能，票据的效力或票据行为的效力仅取决于形式要件，而不取决于原因关系。因为，每一个接受票据的当事人都不可能得知其前手之间是否有交易关系、是否有委托付款关系、是否有支付票据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如果因为当事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原因导致票据无效或票据行为无效，将严重损害善意持票人的利益，并导致票据的流通成为不可能。（3）《
票据法》第
10条、第
21条虽使用了“应当”、“必须”等体现强行规则的词语，但并未指明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为无效，比较《
票据法》其他违反强行规则发生无效后果的规定，依整体解释的法律解释原则，违反这些条款的不能得出票据行为无效的结论。 [7]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上具有普遍意义的
票据法理论中，票据无因性应当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其他法律关系的影响，票据无因性原则在我国存有例外，这在立法中被突破，成为我国票据法的特色。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将票据的无因性作为票据立法和票据法律适用的普遍原则，同时将其相对性作为例外情形。票据无因性例外的适用前提条件是：票据关系当事人与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相互重合的情形。之所以形成这一格局，是因为确定票据无因性的立法目的，以及判断票据无因性是绝对还是相对的这一问题，是价值判断，而不是理论的应然性和或然性。发达国家
票据法之所以能够坚持无因性的绝对性原则，不是因为不考虑其相对性，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有相当完善的立法体系和票据诈骗的风险防范机制来解决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产生的冲突。我国的现状是，商业信誉包括金融机构的信誉低下且管理混乱、金融行业过于垄断、票据关系当事人商业意识薄弱、商业素质不高，这导致立法者不得不强调无因性的相对性的存在，力图以此解决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之间产生的冲突。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