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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研讨会过程中，《明报》记者没有采访该同志，就称其说出“因言获罪，舆论监督倒退”这样的词句。这篇歪曲事实的报道完全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有违国际新闻界公认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不仅对言者本人的观点造成了损害，而且,把歪曲的观点强加在中国记协头上，也是不对的。
1月15日，该同志及其所在单位注意到网上的这篇报道，本未打算理会。但是，其他网站相继转载致使其不良影响逐渐扩大。17日下午，该同志与记者本人进行了联系。提出：第一，关于近期诽谤案件的言论完全是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中国记协无关。所以，文章标题采用“全国记协代表”一词实属张冠李戴、故意混淆视听。必须予以澄清。第二，言者所说“诽谤案件增多，个人感到有些倒退”，意思是指某些基层官员依法行政水平下降，而民众的表达愿望实际上非常强烈，并且由于手机和互联网的便利而更加容易实现，如最近厦门PX项目的民主讨论。诽谤案件的增多，实际上是某些基层官员行政执法水平低下与老百姓表达权的矛盾所致。群众性的舆论监督不是倒退，而是在不断增强。其所有发言均没有提及“因言获罪”、“舆论监督倒退”等词句。这些词句无疑是以偏概全，既不准确，也是极其不恰当地对大陆这些年改革开放的某种否定。这是言者所坚决反对的。第三，他当时不在现场，没有对言者本人进一步采访核实。
刘记者首先对该同志表示尊敬和真诚的歉意，并承认：第一，他不该把个人观点冠以中国记协名义。第二，他并不是要指大陆整个舆论监督环境倒退，而是指发生诽谤案件的少数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倒退。他相信任何一个明智的、合理的读者都不会以偏概全地这样认为，而是会根据文章的具体内容加以判断。第三，发言中没有提及“因言获罪”、“舆论监督倒退”等词句，他是根据会议主题和自己的理解而写的，并自认为是正确的。为此，他愿意并承诺，在他所主持的每周两次的专栏中加上一个“附记”，将有关诽谤案的发言仅是个人看法，以及发言的真实意思——某些基层官员依法行政水平下降，而民众的表达愿望不断增强，不是舆论监督倒退，而是某些基层官员的观念倒退，附带地交代清楚。
但是，他不同意使用与原报道同样的规格进行补正报道，并否认自己的报道失实，认为只是理解角度不同。他反对进行更正，也不同意协商决定所谓“附记”的具体内容。
鉴于此，言者于1月19-20日在个人博客和主页上发表了《关于香港《明报》歪曲报道本人发言一事的严正声明》，向明报和该记者提出严正抗议，认为其有关本人言论的歪曲报道应当受到国际新闻界同行的共同谴责。要求他们立即发表更正报道，并公开表示对本人和中国记协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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