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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天下事皆有两端，这时偏偏出了个古怪而较真的海瑞，他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期以个人道德力量为楷模，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结果当然是为社会所不容，被批评为“胶柱鼓瑟，不合时代的潮流”。最后皇帝朱批吏部建议：“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我们不禁惊奇，为什么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黄仁宇先生说的好，“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时代的大致轮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所有试图有所作为、改变现状的努力在与腐朽制度的冲突和伦常道德的交锋中似以卵击石般 。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身败兼名裂，继而遭殃受祸郁郁而终，成为一时代夹缝中之悲情主角。而这时的中国早已耗尽汉唐的辉煌气象，闭关锁国如同病入膏肓的老人在僵化的道德教条中裹足不前。诚如文中所述“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代替的方法尚未找到。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实在不可避免。
明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罢官在家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辞世的当年，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在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而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今日，合卷而思，回顾这段悲欢离合交织而复杂得让人无可言状的悲剧性历史时，我们能轻易的断言是谁的失败，谁的悲哀吗？面对这人物背后的命运，命运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后的历史不可抗拒性，我们难道还能仅仅停留在对那个悲情时代的感叹，却不反思我们今人的在法治路上所处的困境吗？而在权与法，潜规则和潜规则的内在紧张和冲突中，倘若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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