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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辅张居正的命运似乎更有些耐人寻味。这位万历一朝的内阁首辅，权倾一时。他曾是强硬的改革派，生前几乎掌控了帝国的一切。不过，或许是过于自信，他忽略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试图凭借个人的权威和政治力量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以期给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注入生机。然，效率、廉洁，务实，法治都不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他们已经习惯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认为张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伟大的精神。正如同朝王世贞所言“张居正是与全国读书人作对”。这样，旨在使国富兵强的改革，因危及到这个已然成为实际统治者的阶层，被视作是洪水猛兽而加以抵制、扼杀和报复。张居正死后不多久便被文官集团借助万历之手彻底清算。得此前车之鉴，他的继承者申时行再也没有掀起实行“新政”的勇气，始终在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扮个“和事佬”的角色，维持着暗潮涌动的表面平衡。
申先生也曾经疑惑：“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御前为皇帝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大政治家，掌管国计民生？”然而时间的推移中他的疑惑涣然冰释，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我们帝国的体制是建立在以“四书五经”为主宰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些文官们熟读圣贤之书，皆明理之人，基于相同的学习经历和科举背景，成为有着共同思想的集团，并由此在大殿之外结成了错综复杂、密如蛛丝的家族和社会关系网，外人很难想象，正是这张看不见的关系网实际支配着我们这个社会，并足以阻挡帝国的一切可能打破各方面平衡的改革和措施。在这个社会里，上至久旱不雨、天有异象，下到河水泛滥，蝗虫逞凶，都要依据先贤的教导，首先将其“翻译”成道德问题，然后以道德的名义去做出极善或极恶的断语，以掩饰实际上的利害和是非，最后，用伦理的判决代替技术文书和本应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即便是司法问题也如此这般处理，那还有什么是文官集团做不了的啊？
只是，儒家理想道德固然美好，值得人追求，可人的天性中皆有私欲，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中，天下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去私存公呢？在我们这个财政死板、混乱和缺乏控制的政权又如何避免社会伦常的全面彻底地虚伪化，使官员与灰色收入彻底绝缘？从洪武大帝开始的有明一代，一面要求所有官员做人民“公仆”，大力倡导克己风奉公，一面严刑峻法，甚至不惜以最不道德的恐怖暴行和特务政治来极尽威慑，洪武大帝更是亲制《大诰》四编。然而如此软硬兼施后还是不得不感叹“呜呼！奸顽之徒难治，扶此彼坏，扶彼此坏。观此奸顽，虽神明亦将如何？”于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朝廷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伦理道德是伦理道德，做事时则另有一套妙法”。利害相关时，道德是用来要求别人的，于己则不受此限。尔虞我诈中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当时代的车轮滚到嘉靖、万历年间，天下人早都已视道德为表面文章，认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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