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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册、碑刻、传说——近代中国水权纠纷民间解决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总之,碑刻在基层社会水权运行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水册一样是中国基层社会水利自治组织进行水权管理的重要手段。它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实践,是水利社会无数经验累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水利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其内容反映的是过去的水权实践。但是,其运作,以及影响仍然具有近代意义。而且,毫无疑问,它将对当地社会继续发挥影响。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水利精神遗产的组成部分。不论是在灌溉农业区,还是在非灌溉农业区,碑刻都成为水权取得的重要证据。人们在碑刻周围生活,围绕碑刻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进行褒贬。从立碑过程来看,它涉及官方、当事人三方的行为。就其性质来说,具有一定官方性质。因为大量官司碑,是官方介入基层社会水权运作的结果。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碑刻的作用,不是简单的、教义式的宣讲,而是民间水利实践运作的结果。它涵盖了诸如祭祀、民间舆论、乡村治理、民间自治等水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对水册、水利习惯的有益补充,不仅是基层水利组织水权管理的工具,也是官方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它不是少数社会精英进行的权力游戏,而是,基层社会民众共同生活的准则。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基层民众生活的道德楷模。它通过对为了公众利益而献身、而牺牲的英雄人物的颂扬,形成乡村社会认可的价值观。 甚至,通过碑刻可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跨地域联盟。东南沿海、闽南、潮汕地区,通过对水利碑刻的共同崇拜,以及共同迎战困难,建立了跨越血缘关系的联盟。近代以来,碑刻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如民国时期陕西省兴建的“泾惠渠”水利工程,建有《泾惠渠颂》水利碑,汉惠渠建有《汉惠渠记》水利碑。甚至八十年代,安康防洪堤上新建的《安康洪水历史标志塔》,宝鸡市冯家山水库修建的《宝鸡市冯家山水库纪念碑》,都是新型水利碑。这说明在新时期水利碑仍具有一定的独特作用。
  三、民间传说对水权的神圣化
  民间传说是水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不真实的,甚至有迷信的成份,但是,通过对这些传说文本的解读,我们可发现其中所隐含的科学信息,特别是其中所蕴藏的水利民俗学信息。例如,历史上,东西方各国都有大洪水传说。在中国广泛流传着尧舜领导民众治水,以及大禹利用疏导方法战胜洪水的传说。其他民族历史,也有类似传说。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正是以此为基础,探寻其中所隐藏的人类历史发展信息,并断言在人类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确实发生了全球性的洪涝灾害。各民族历史关于大洪水的传说,正是这一历史史实不断演绎、流传、加工的结果。这一结论,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因此,重视民间传说的学术价值,挖掘民间传说中隐含的历史人类学意义,是学术研究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学术动向在水利法制史研究领域也有反映。许多学者开始收集、整理各地民间水利传说,研究这些传说蕴含的现实功能。同时,对水利传说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八十年代以来,各地新修的水利志,收录了各地具有典型意义的水利传说。这为我们揭示中国近代水权纠纷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新资料。
  民间水利传说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水源由来方面的传说。泉水来源,一般都伴随着许多怪诞不经的梦境及启示。例如,四社五村沙窝峪水的来历,当地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霍州市原水利局副局长马爱国讲述:“听说唐朝李世民的部队从这儿过的时候,没有水。有个老太太拿了一个罐,马一受惊,把这个罐踢碎了,老太太就哭。李世民问她为什么哭?说拿这一罐水,得走一天。马感动了,脚在地上一刨,就刨出水来了,这个地方叫‘马跑泉’。马往下走的时候,尾巴拖到一条壕到村庄,所以马跑泉到了村庄。” 这一传说将沙窝峪泉水与历史上著名英雄李世民联系起来,其隐含的意义是上天对该地域缺水状况非常关注,特派李世民来拯救他们。这儿,老太婆是善良、慈爱的化身,也是干旱地区苦难民众缺水现状的写照;马儿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被视为有灵性的动物,也是英雄人物完成历史使命时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因此,骑着神马的李世民,与缺水民众构成了一幅非常经典的英雄救黎民出水火的生动画面。这一传说对当地人的现实意义是:此水是上天赐于我们的,我们要珍惜它。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此水源不是授予某一个人,而是这一流域所有民众的共同福利。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无权将其据为已有。因此,通过传说将水资源共享的理念,完美地表达出来。这不仅有利于水资源共享理念的传播,又便于人们自觉维护水权秩序。因为,神话传说背后是遵守这一信念的必要性。如果违背这一理念,就是违背神的意志。这样的故事,在霍州市杜庄村、郭庄村也广为流传:“有的说,李世民的马打了一个滚,打到了杜庄,弄了一个坑,那水就流到了杜庄。” 杜庄村、郭庄村强调这一故事的发生地在他们的村子,是为了证明水源地和他们村庄之间的神圣关系,为其享有特别水权进行铺垫。这与其他村庄争相说明李世民神马所刨之坑在他们村庄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四社五村,流传着县官曾判给刘家庄一日水,以及孔涧村给刘家庄一日水一条渠的传说。四社五村孔涧村原社首李德辛讲述:“孔涧村嫁给刘家庄一个女子,这个姑娘回到娘家说:‘就是没水吃。’她爸说:‘没事。’女子又哭呢,是没水吃,给上一日。这姑娘又哭了,说:‘可是没有渠。’她父亲又说了:‘没渠,给你犁上一犁。’拿的牲口和犁,从上往下一犁,就形成我这个沟,就是我们门外的沟。那就是一犁。这几百年就成了一个小沟。” 在刘家庄还流传着与此相关的一个传说。“旧社会就是刘家庄的人当放水员,先给孔涧村放满了,再给自己村子放。这村没有水,人家闺女回去了,说是洗脸水也没有。刘家庄娶的孔涧的女,孔涧给她姑娘送的一口洗脸水,咱们这村吃的还是洗脸水。咱们吃那老丈人水哩嘛。”另外,还流传着“孔涧村干部的女儿嫁给刘家庄”。 这四个传说,说明了刘家庄一日水权的来历。这些互相矛盾的说法,共同在当地流传,而没有人质疑其合理性。唯一的解释是,刘家庄一日水权是通过长期斗争争取来的,很有可能是通过讼争,最后由县衙判给的。为了使得孔涧村能够接受这一现实,他们附会说孔涧村原本是刘家庄的岳父,刘家庄是孔涧村的女儿。这一日水程及渠道是父亲心疼女儿赠送给女儿的。这样就掩盖了通过官司得到水权的这一事实。在这一拟制的血缘关系中,故事的流传者,刘家庄甘愿充当晚辈,而把孔涧村比做仁慈的父亲,不是偶然的。在四社五村的地理位置图中,孔涧村是水权村,居于刘家庄上游;而刘家庄无水权,且位于孔涧村下游。因此,不论是从水权角度,还是从自然地理位置角度,刘家庄的地位都是颇为尴尬的。为了能够获得长久、稳定的水源,与孔涧村和睦相处是必要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刘家庄才会屈尊甘愿认刘家庄为父亲。同时,父亲、女儿、嫁女都有一定的含义。在中国传统的思维中,女儿一般是水的同义语;父亲是家长,权力的化身;嫁女含有付出一定财物的意思。通过这一组民俗要素,将复杂的水权问题演化为充满亲情的家庭关系。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那么有一些纠纷也是自然的,但是,不能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地步。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最后一个传说,除了具有其他传说的相同元素外,多了一个新元素:这个女儿不是一般人的女儿,而是一个“干部”的女儿。这固然是出于对故事真实性的考虑,因为在缺水地区,出让一日水涉及到其他民众的水权益,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很难做到的。因此,该传说明显地影射地方精英在水权管理、分配方面的强大影响力。类似故事还有义旺村嫁女带水到孔涧村。 这个故事实际就是孔涧村嫁女带水到刘家庄传说的翻版。洪洞县水利局长赵云峰叙述:“万安村有一个大户人家,姓刘,统治这个村,家业很大,可比王家大院、祁家大院好,人家是一层一层的院,有一个花园。传说他向皇帝借了两万两银子,可延迟了。他是个盐商,后来发展得相当可以哩,皇上问他要这两万两银子,这个人很会说话,说:‘还什么,万万年再还。’皇上说:‘我的江山值万万两银子,你这两万两不要啦。’他出钱挖井,三井合一泉,开出一条渠,每年可浇八、九百亩地。人家管水是绝对时间,烧香。” 这一传说,其所蕴含的水利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说明了该水源的来历及其性质,即该渠是由万安盐商出资挖掘的,是一条民渠;第二,揭示了这条渠的灌溉能力,即能灌溉土地八、九百亩;第三,水程管理采用点香的方式,这是中国传统水权管理通用的方法;第四,借用皇权,为自己拥有水权造势。这也是水权传说中最有普遍意义的因素;第五,说明了商人及其他社会精英在水利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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