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程之后，还有一段内容，对水册不清楚之处，以及矛盾之处作了说明。对照水册，该渠共灌溉土地一百十六顷三十二亩二分九厘，共缴粮六百三十石六斗一升四合二勺，共受水二百三十四时一刻零三厘八毫。这样，我们发现，以一百十六顷三十二亩二分九厘减去《序言》一百一十三顷二十二亩六分四厘，有多余地三顷零九亩六分五厘。另外，以《序言》二百二十八时水程减去实际水程二百三十四时一刻零三厘八毫，也有多余时六时二刻一分零三毫八丝。水册作者建议，以所余之亩数，除以剩余的时间，将其分配完毕。但是，从乾隆十六年到道光二十年水册修订，对此均未作任何更改。也就是说，水册《序言》与实际执行水册之间有一个差距。而这个差距在水册修订过程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的复杂恐怕是主要的。因为，水册修订涉及灌溉面积，以及水程等问题。前者在近代以前以鱼鳞册形式表现，后者则以点香计算。实践中，以鱼鳞册所载每户地亩，结合水册，计算每个水权用户的香水。所以，水册、鱼鳞册是渠长、斗长，分配水资源的重要依据。水册是经过世代累积流传下来的，要对其不合理的地方进行修订，涉及到土地面积的重新核算。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一个理不清的难题，历代土地面积从来没有搞清楚过。清朝实行的摊丁入亩赋税制度，更增加了土地丈量的难度。农民常常以少报土地面积，规避应该缴纳的赋税。同时，重新修订水册还涉及到每户香水的变化，必然要遇到强大的阻力。
　　水册作为水权分配的主要依据，有一定的延续性、稳定性。乾隆十六年《清峪河源澄澄渠水册》，是依照此前一个旧水册修订的。这次修订，更换了部分水权用户姓名，核实了一些有出入的地亩，以均平用水原则，对水权进行了重新核对。嘉庆年间修订水册，仍然以旧水册为蓝本，结合乾隆十六年水册，重新分配水权。道光二十年造册，继续以旧水册为底本，核实地亩，计算水程，以土地面积平均水权。同时，对一些姓名已经改变的水权用户，更换了姓名；如果原来没有姓名，则重新确定姓名，使水权固定下来。由于道光年间水册修订工作做得比较好，民国十八年（1929年）仍以道光水册作为查验各村、斗水程起止时间的依据。因此，以水册为中心进行水权分配、管理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水权治理的基本模式，也是中国近代水权管理的重要方法。山西地区，特别是晋水流域、汾水流域，在利用水册管理水权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区也有长期修订水册的历史，并有一整套修订水册的制度。我们以四社五村清代修订、保管水册为例，说明该灌区水册执行情况。新水册修订必须以可靠的旧水册为底本。新水册誊写好后，旧本仍须妥善保管，不得因为已经有新的了，就把旧的抛弃。水册平时置于安全处所，不许擅开。 发现水册陈旧、破烂不堪时，应会通四社，齐集公地，照例抄写，不许增减一个字。如有人恃才狂放，借机行私。四社五村可向官府控告，追究责任。为了保证水册的原貌，甚至，对水册页数作了规定，“水册除皮二十张，不许增减遗失”。 可见，在四社五村，水册更加神圣，每次修订只能照抄，而不能更改一字。水册页数也是固定的，除去封面，一共二十页，一页不能多，一页不能少。现在看到的水册为嘉庆十五年本，道光六年、七年、十六年，同治十年分别有过誊抄，但是水册内容没有任何改变。这一现象的寓意凸现了水册的神圣性，不能有任何改变，那怕是形式的改动也不行。正是通过对水册形式的机械坚持，才能保持水册内容的一致性，也才能维持水权秩序的运行。需要说明的是，四社五村水册只是其民间水利法规——水利簿的组成部分之一。水利簿还包括社首谱、神谱和香谱。香簿记载香首名单和活动；神谱是关于水神祭祀事项的规则、仪式和花费等的记录。此二者中，水册和社首谱结合最为紧密。因为，社首负责制定用水合同和签约，香首负责整理水利簿和确认社首决定的事项。如果说社首代表水权的话，那么香首代表了神权。它们共同组成了水权与神权相结合的民间水权权力结构。通过水册运作，可明确水权人权利、义务；通过神谱运作，能将水权人利益神圣化，从而减少水权纠纷；香谱运作，将祭祀活动仪式化和程序化。这样，在四者的共同作用下，维护地方社会水权运作的顺畅。
　　水册虽然以民间运作为基础，但是，并不排斥官方介入。水册保存方式是秘密的。也就是说，水册是民间水利组织少数人掌握的秘密文件，只有发生纠纷，打官司的时候，才允许拿出来，作为证据使用。这也是水册与碑石的最大区别。因为，一旦发生水权纠纷，必然要求双方提供拥有水权的证据。水册无疑是水权纠纷中的证据之王，不仅可以澄清许多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是当事人认可的、最为神圣的证据。当一方使出这一招数时，那就意味着另一方官司的失败。而一旦双方纠纷得以解决，其结论就成为公众认可的事实。于是，水册与官方认可的水权法律结合起来，成为水利社会活的法律。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纠纷，胜诉一方会将这一判决结论——大多数情形下，是整篇判决书——镌刻在石碑上，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公示，以防止他人再次侵犯其水权。在这里，官方处理与民间处理结合在一起，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解决机制互相配合，合情合理地解决了水权纠纷。因为水册不可能自动地执行， 必须借助国家强制力，特别是当冲突涉及到广大范围民众利益的时候，更是如此。当然，强制力可能是民间组织的权威，也可能是国家政权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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