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册、碑刻、传说——近代中国水权纠纷民间解决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田东奎
【全文】
目 次
一、水册是水权的凭证
二、碑刻是水权纠纷解决的物质外化
三、民间传说对水权的神圣化
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其主旨是借用人类学方法，重建“历史场景”，从而获得对历史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将“活”的历史展现于人们面前。如果说人类学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变”为内核的话，那么，历史学则恰恰相反，重在提示人类发展过程中“变化”的过程及其规律。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就是要提示人类发展过程中那些东西经常处于变化之中，那些东西则相对保持不变。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既重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利用，也重视对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运用。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田野调查并非指单纯的实地调查，也包括在文献资料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即从大量文献资料中发掘我们研究所需要的类似田野调查的资料。因此，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中国水利法制的研究，可以扩大传统水利法制史的研究范围。水利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整合，特别是“田野作业”方法的引入，使我们在看待和确认事物的表象和意义时，有一个基本的“历史现场感”。它意味着要回过头去了解过去人们的水利实践、水权习惯、水利文化以及它们所建构的历史语境。同时，发掘没有记载的水利历史。因为，中国传统的水利法制有很多是民间水利组织创办的。有些留下了丰富的水利资料，但是，大部分水利灌区并没有留下文字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水利实践没有意义，或者他们的水利实践不重要的。相反，由于他们的实践活动是中国传统水利资源的代表，具有民族性、本土性特点，因而，更具有生命力。这些地方的、乡土的、民间的水利社会与历史叙事，比如水册、碑刻、传说等，都可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通过这一研究方法的采用，可重建中国近代水权法制的历史场景，并对中国近代民间水权纠纷解决机制作较为客观的叙述和评价。
一、水册是水权的凭证
水册是水权凭证，也是分配水资源的主要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地方性的水权法规，起着预防水权纠纷的作用。因为，水册详细规定了用户的权利，一旦发生纠纷，通过核对水册的相关记载，即可迅速判断是非曲直，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同时，通过研究水册，可对水源地、水资源分配、渠道确切位置、渠道管理等做出正确判断。在不灌溉农业区，水册规定生活用水分配、渠道维修，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处罚。从现藏两个较为完整的水册，即《刘氏家藏高门通渠水册》、《清峪河澄源渠水册》，可以看出水册主要内容：水册序、土地面积、各村斗名称、土地面积、受水时刻、总灌溉面积、说明等。下面，我们以清峪河源澄渠水册为例，详细介绍水册及其运行情况。该水册序言，首先对该渠地理位置做了简单介绍：“原夫源澄渠者，清峪河之首一渠也。其河发源于耀州之西北境，由秀女坊、转架子山，浸行一百四五十里，历白土坡、草庙儿、夹翅铺，穿谷口，透岭下与凤凰山水合，又各得沟泉流会归，众水毕集，波涌成河，迤逦南流，经过淳化、三原地界，至泾阳第五氏村东北，雍堤筑堰，清流成渠，遂名曰源澄。” 接着，对该渠用水顺序及其用水原则作了总结：“造册先自太和桥起，而后余斗次第继之，定[以]（一）起止，各堵各夫，各有章程，庶利均而人得安矣。” 序言还对该渠的水程作了介绍，本渠每月“初十日寅时三刻起”，止“三十日寅时三刻止”，“若无三十日，则于次月初一日寅时三刻止，共受水二百二十八时”，灌溉“上、中、地一百一十三顷二十二亩六分四厘，共上粮六百三十六斗一升四合二勺”。 序言最后对该水册修订情况作了介绍。现存水册是以道光二十年水册为蓝本修订的。该水册在道光之前，乾隆十六年作过修订，嘉庆年间也作过修订。之后，大约近百年间，再无人另造新册。 水册的修订，一般以旧水册为底本，根据水权变化情况，更换姓名，计算时刻，以土地多少，平均使用水资源。水程，即各村、斗的用水时间是水册最为关键的内容：
今将各村堡、受水时刻及其所浇地亩详列于后：
太各桥斗 李家庄东堡
受水一时四刻一分七厘二毫六丝 共浇地五顷二十亩六分三厘
十一日寅时三刻起 十二日子时七刻一分二厘止
户古庄斗 李家庄东堡
受水九时一刻八分七厘九毫六丝 共浇地四顷五十九亩三分九厘三毫
十二日子时七刻一分三厘起 本日酉时九刻四厘止
……
淡村堰口伍二村斗 共浇地六顷二十亩零八厘七毫
二十九日丑时九刻五分六厘起 三十日子时六刻七分四厘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