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应当是：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商品社会的“
宪法”。民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创造法律同创造历史一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4]21世纪民法将在20世纪民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它将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更具挑战性的难题。世纪之交的民法无疑正处于一种统一化与多元化、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立发展的态势中。 [15]我们应对传统民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适应整个现代社会，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当然，采取民商统一立法，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商事活动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须在未来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满足，统一不能漠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活动的差异性；二是要追踪新时期商事活动的变化，使我们的法律不至于与现行的商业条件不相关联，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法律。 [16]
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采取民商统一立法体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市场经济必须有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以承认和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条件。商业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界限，都会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民商分别立法可能引起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其次，法律性质和属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质上都属于私法范畴，在规范内容上都属于权利法。完全实行民商分立有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人发展。最后，民商分离的立法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在我国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商人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主体而存在，现在的商人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中国缺乏民商分离的主体基础。不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民主发达为条件，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有的民法规范无力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时才产生对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扬，民法观念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实行民商分离，无异于在沙滩上修建摩天大厦。
笔者始终认为，民法虽然是主要调整财产（经济）关系，但民法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中特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民法来说，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财产仅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规范财产关系作为民法的主要着眼点和核心内容，而不注重对人类理性的提升和确认，那么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对民法本质的歪曲和异化。 [17]因此，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主要应当是由商事法律规范来实现的。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优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于缺乏一部总纲性的法律协调，使各个单行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体系内在应有的联系，致使商事法律杂乱无章，缺乏统帅，不成体系。这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的全面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18～19]由于没有一部总纲性的商事立法，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论，没有形成系统的商事法律理论，没有实现商法学体系和内容的科学化。通过商法编的方式对商法内容进行疏理和整合，明确规定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并把单行商事法规中带共同性的东西以商法原则和商法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但有利于我国独立商法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对单行商事法规的统一理解，更有助于其有效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