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对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确界定，其原因在于：（1）民商法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包括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平等价值、诚实信用价值等；（2）都是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3）都有赖于现存的相同经济基础和经济实现方式；（4）在法律属性上同属于私法范畴等。
　　其次，商法的内容和原则要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制约。由于民法和商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都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则上具有相通性。不仅如此，相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原则更具有基础性，在性质上属于根本性规则。民法基本原则的根本规则属性有两层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围的广阔性。由于“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 [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就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规则，商法提供的是具体规则，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则是特别私法。民法是纯粹私法，有着完备的自治体系；商法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可以适用于商法规定。
　　最后，商法的产生存在先天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商法的体系来说，商法本身的体系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充分的内在联系。从德、法等国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来看，商事规则本来就是民法的“弃儿”，商法典是对游离于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内在联系性远远不如民法。不仅如此，商事法律规范本身还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 [7]商法规范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调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权利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它的对象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商法内容主要是对民法规范的变更、补充或排除。 [8]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德、日等国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远不如民法典完美，无论是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还是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都不能与民法典同日而语。由于商法没有民法那样坚固的基石和传统，没有一套严密精深的商法理论和商法学说来影响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动，因此注定了它的出现不但不能动摇民法的传统地位，而且面对民法强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还有逐步丧失自己独立的危险。 [9]
　　二、民商合一与商法的民法化
　　为了弥补民商分离的理论缺失，在理论上主张民商合一的呼声渐趋高涨。民商合一论者的主张按其含义不同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张“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较之于民法是个性小于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决所有商事问题为由，主张将商事规范纳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后者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商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与思想已逐渐成为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由，主张构建以商法为主要内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统帅民法，将民法制度融于商法之中。 [10]在这两种观点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从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使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和商事特别法。就立法实践来看，瑞士是首先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现代国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过了统一的债务法典。原先采用民商分立制的意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体例。泰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也相继采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学者断言：民法法系的现代“趋势是朝着法典统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统一方向发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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