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
民商分离既是一种科学的法律体系划分，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说，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是一种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整的不同需求的体例，这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以应用，这对树立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具有重大意义。 [3]具体说来，民商分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商分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巩固和加强。商法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与民事主体不同，市场经济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经济人必须具有理性，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营利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商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也是评判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是否合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而且必须考虑商事行为的营利性这一要求，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实践来说，整个商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要求。整个商法的运行过程也表现为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选择和取舍，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各种利益进行规范和调整。如果说民法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性调整为商事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商法则对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关系予以专门性调整，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 [4]
第二，民商分离促进了整个社会立法技术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规范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的行为规则，这些一般行为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合理也较为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以及调整手段的特点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不仅如此，自罗马法特别是德国民法典之后，民法非常注重对概念的使用及对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典型的如作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判断行为效力的善意和恶意、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过错等概念，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商法则不然，商法规范则要求所使用的概念应具有明确肯定性和不可产生歧义性。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不能简单地凭道德伦理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可以说，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有效调整，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
第三，民商分离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国际化运动。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早期商法在西欧中世纪商人习惯法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商法本属于国内法，它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商事法。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许多商事关系中都涉及到国外主体或其它涉外因素。不仅如此，商法所调整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显著的跨地域性，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国经济的发展，任何一国要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发展几乎已不可能。因此，国内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于本国的领域内，而要顾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与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国际统一性要求有着较好的客观基础。一是商法的大多数规定都是技术规范，既不像
刑法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样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这就为实现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术基础。二是商法的内容大多源于中世纪的商人自治法，这些自治法主要来源于在商事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商事惯例，而这些惯例在各国制定成文商事法时都曾广泛地加以借鉴，即各国商法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个部门法在具体操作上都具有易于统一性。从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制现状来看，商法中有关票据、海商、国际货物买卖和商事仲裁的国际一体化发展实际上已经是无法逆转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