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的实践理性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实践理性再次战胜了社会主义的教条,而汲取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江泽民时代之所以取得改革事业的进一步成功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向“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转型,也是因为坚持了改革的实践理性,既没有盲信社会主义的教条,也没有盲信自由主义的教条。那么,从胡锦涛以来的新时代,我们将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或者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种全面复兴,而绝不仅仅是经济复兴。我们的实践理性,在马克思那里有证明,在传统文化那里也有证明。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包容理性和实践理性,我们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能够容纳众多目标与风格各异甚至严重冲突的社会重整措施,我们试验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在改革时代组合过二者——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我们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而导致政治动荡,我们社会主义中的公平原理及传统文化里的和谐理念实际上一直是起作用的——这种作用常常未被觉察,但未被觉察反而显出其强大。我们中国在近现代是大不幸的,但我们同时也是幸运的,在我们进行的社会重整中,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都洋溢着一种青春精神,但同时包蕴一种智慧底色。为了完成现代转型,永续国族,传承文化,我们调用了几乎全部的国内资源和全世界的文化资源,进行了在我看来属于人类史上最悲壮但并非最悲惨的伟大事业。我充分地相信,我们时代的领导人和人民都非常地智慧和理性,我们经过丰富的实践已经能够知道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同传统里哪些是我们时代需要的,哪些可能是有害的——因而历史在逐步地走向合题与综合,我们的方向已经不可能是单纯的“王道复古”、传统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我们在综合,我们有能力超越。在此,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的实践能力和历史幸运根源于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它使得我们不在根本上盲信、背祖和迷失。
这样读历史,我对于中华民族顺利跨越唐德刚之所谓“历史三峡”具有根本的信心。
文化是有力量的,它的根基如此之深。我们文化的力量不仅在于“体”,也在于“用”,更在于体用的辩证发展。改革三十年,1840以来近一百七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从容、全面和有序展开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在价值上不仅能够逐步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宪政,我们还加入了来自传统的公平、和谐。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往被历史“束缚”的诸如公平、和谐等价值将获得重要的展开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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