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峡与改革三十年
田飞龙
【全文】
改革三十年，1840以来近一百七十年，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终于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从容、全面和有序展开的历史机遇期。我们在价值上不仅能够逐步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与宪政，我们还加入了来自传统的公平、和谐。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以往被历史“束缚”的诸如公平、和谐等价值将获得重要的展开与发扬。
只有学术家才醉心于分析，历史从来都是综合的。
——作者
引子
小时候，“新中国”成为我生长环境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红色经典”和“革命故事”在心头潜移默化。虽然是农村，虽然也许生活确实很苦，但是我从爷爷辈到父亲辈的日常言说中发现他们对反右、对文革并没有知识分子那般的激烈——他们常常觉得“新中国”确实给了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或许是历史的巨变往往在其核心最烈的缘故。但无论如何，经过1976年之后两年时间的短暂准备和过渡，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标志，“新中国”还是被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历史学家唐德刚有言，中国之现代化需经历“历史三峡”——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其实，如果我们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阅读近现代历史的话，甚至早至1840年，我们就已经在精神和物质上为跨越“历史三峡”而准备。鲜血只是历史的表面，尽管在具体时空下触目惊心，但在长时段历史中却被整合入对特定历史阶段最重要命题的回应成本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清政府和国民党，作为曾经主政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1949之前的“救亡图存”主题和现代化任务，并留下了可以明确指认为成绩和教训的历史经验。因此，在今天的我看来，“新中国”的“新”又可以向前回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我们的民族就处于一种在精神上不断更新和不断建构的过程，在“中西古今”之间反复调适，以实现国族之延续，文化之生存。
读历史，不仅要读故事，还要读智慧，这种智慧就在于理解对立面。黑格尔的“正、反、合”是对历史精神运动规律的精当提炼。而唐德刚之“历史三峡”也具有这样的辩证法特征，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现代化恰好可以对应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而这与1919之前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器物启蒙、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启蒙和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启蒙也可大致对应。我们在不断前进，但我们总是有“影子”的，这种历史的影子是历史辩证过程必然具有的合成性的证明——不管你曾经多么激烈地以“革命”的激进方式反对，历史辩证结构中的精神因素可能只是暂时被压抑了，但绝对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之链”上脱落，儒家传统的问题、商品经济的问题无不如此。为了特定时代的最重要命题（救亡图存），我们可以“虐杀”传统文化，告别世界主流，但我们最终必须回来，必须以一种历史应有的包容和开放回来——因而不应是一种同样的“革命式”的回归，一种彻底抹杀革命合理性的非理性回归。这对于我们认识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的历史断续具有重要的方法启示，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及深化改革也具有重要的方法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