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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维护“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利益为由，绝对地牺牲这些善良“懒汉”正当的个人利益，似乎让人看到了“个人绝对服从集体、国家和社会”的陈旧观念的阴影，似乎让人看到了“以人为本、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进步观念的反面。因为，正当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社会利益则是正当个人利益的集合，“以人为本”的社会就是以维护个人正当利益为本的社会。如果公平和效率发生了冲突，立法和司法应当首先坚持公平，其次兼顾效率。公平是锦，效率是花，锦上添花当然好，但不能为了添花而废锦。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社会发展速度是锦上之花，如果因此而动摇了公平正义，则是因花而废锦。
第三，诉讼时效制度的支持者以为，调查时过境迁的事情对法院来说是个相当大的负担，会浪费司法资源。这当中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既然说是超期行使的权利，那么潜台词就是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权利的存在，只不过超期而已。司法实践中涉及诉讼时效的案子，肯定都是对权利本身没有事实争议的案件。如果事实有争议，根本无需用超过诉讼时效这个理由来抗辩，用证据不足的观点来抗辩就行。法官何需援引诉讼时效的规定，以证据不足驳回不就了事？所以，“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会增加法院的调查负担、浪费司法资源这个假设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当然，“权利懒汉”们躺在权利上睡觉的确是一种瑕疵，的确也应该加以限制，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其权利的正当性，应该在追求正义的同时适当兼顾效率的原则。的确，拖沓的正义也不是真正的正义。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于时过境迁的事情，法院想要查清事实真相难度会很大。但这种情况并不难处理，只需规定：超过特定期限的权利主张，举证责任完全由原告负担，并且原告无权以任何理由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即可。以这种程序上的“惩罚性手段”来加大权利“懒汉”的证明责任，促使他们积极行使权利即可。如果“懒汉”们因为其懒惰丧失了有利的证据，从而导致其权利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怪罪自己，而没有理由质疑法律和司法的公正性。法律和司法也就因此摆脱了“恶法”的嫌疑。相反，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无论权利“懒汉”们睡觉的时间有多么长，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权利，拒绝动用国家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否则，会使法律和司法丧失公正性。
诚然，诉讼时效制度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有其悠久的历史和完备的理论体系。理论何其繁浩，理义不过二三。我们应当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辩证、务实的方法和具体的司法实践经验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检讨和反思。笔者认为，对于诉讼时效制度，似乎应当这样完善：权利人应当在某个合理的期限内行使权利，这个期限可以规定的长一点，比如5年、8年或者10年。因为，这个期限如果足够长，则可以取消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等的规定，简化法律的适用复杂性。因为，法律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其适用的简便性，不应该为了迁就所谓的理论而作茧自缚。对于原告超过法定期限向法院主张权利的，举证责任完全由其负担。如果证据确实充分，且依法可以认定权利的，法院应当保护；如果证据不足，原告无权申请法院调查取证，以此程序上的制约措施，作为对“权利懒汉”的适度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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