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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40多年来法制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朝要法律、夕弃法律；命令、政策大于法律，任意曲解法律，奴役法律；民众惧法、怨法、避法等等现象，这些都可以从这种没有树立高远的理念中找到答案。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但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后，法律权威的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结果是，虽然拥有为数不少的法律制度，但这些制度却成了书本上的静态法律，成了不能管用的、无法真正发挥功效的软的法律。
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的不在于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逐步养成的法治理念。对制度的过度重视、依赖，而没有相应的理念匹配、适应，其结果必然出现人们期待的法治蓝图在实际的生活中被扭曲、改变。法治社会的过程，不在于我们制定了多少法律，而在于我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法律理念，在于我们是否有信仰法的传统、精神，在于我们的灵魂深处是否真正地服从于法律。法治的实现过程应该是不断追求和树立法治理念的过程，应该是把法律至上的理念贯穿始终的过程。“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②
不难设想：如果社会缺少对法的信念、理想和精神的追求和捍卫，如果公民在精神理念上失去对法律和法律机构的信任，如果体制的大厦不是建立在尊重法律的理念基础上，那么任何法制的完备、法律功能的实现都只能是一句空话，依法治国也只能化为乌有。在法律制度已经形成，执法者已经掌握必要法律知识与职业技能的情况下，执法者本身对法治理念的理解和把握，往往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欠缺理念的指导和支撑，不完善法律有可能成为违法办案、执法犯法的“合理”借口，而完善的法律更有可能被错用、滥用而变成废纸一堆。
二、如何界定和把握软法？
（一）软法概念的内涵
所谓“软法”，根据NODEWORKS 百科全书，是指“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类法律文件，或指在跟传统的‘硬法’相比的情况下强制约束力相对弱的法律文件”。软法的使用最先出现在国际法领域，通常是指国际法主体间达成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协议，包括非条约义务（non-treaty obligations）、国际组织决议。软法也经常用来描述欧盟的类法律文件，例如，行为规范（codes of conduct）、指针（guidelines）、沟通交流（communications）等。在1994年，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 Snyder)为软法的概念作了一个较为准确精炼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③
从现有掌握的情况看，国外对软法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把软法当成一种治理手段，一种解决纠纷、争端、矛盾的机制。软法的出台要经过平等、双向的协商，要力图达成共识，它不是依靠国家的公权力强行推行。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通过双向的、交互式的、协商式的，不是以惩罚面目出现，而是以倡导、引导为指针的规范，就是软法，而若以立法机关单方面制定的，强调服从、惩罚的规范，则属于软法。因此，软法的“软”字具有韧性、柔和、和谐之意。
目前，国内研究软法的学者们有这样一些看法。罗豪才先生在《公域之治中的软法》中，把软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主体上看，软法规则的形成主体具有多样性。既可能是国家机关，也可能是社会自治组织或混合组织等，当然，后两者形成的规则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的国家认可；其次，从形式上看，软法的表现形式不拘一格，既可能以文本形式存在，也可能是某些具有规范作用的惯例；再次，从内容上看，软法一般不规定罚则，软法通常不具有像硬法那样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更多的是依靠自律和激励性的规定；最后，从效力上看，软法通常不具有国家强制约束力，而是依靠制度，舆论导向、伦理道德、文化等软约束力来发挥作用。④而姜明安教授则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却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而梁剑兵先生在其《软法律论纲》中则认为，所谓软法，是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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