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财产法理论也认为，住宅不仅是普通的不动产，还是生存财产和人格财产。所谓生存财产，是为维持所有人最低限度的生存所必要的财产。所谓人格财产，指与人格紧密相连、其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财产（如金钱之类）。住宅作为家庭成员私生活的根据地，无疑应当归属于上述两种财产，因此应该享受远高于对一般不动产的保护。
政府之所以要以积极干预、而不满足于单纯的消极保障住宅权（如
刑法上对非法侵入住宅的出发），还因为在工业社会下，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土地日益昂贵且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个人无法完全通过私法途径（买卖、租赁和继承）解决住宅问题，必须政府干预，实施积极保障。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国家对住宅权的保障措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方面，对于没有住宅或住宅条件恶劣的人群提供或保障基本住宅，如救济无家可归者，给买房者提供贷款，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并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住宅的面积、质量和其他配套设施，从整体上提升住宅权的享有水平。二是消极方面，如实行以保护承租人为主的房租管制，限制租金，强制空屋出租，禁止不法驱逐等。
对此，反对者批评说，限制租金等房租管制措施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将导致房主无利可图，消极对待住房维修，使住房短缺的状况持久的维护下去。政府建设廉租房等公有房屋的政策同样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也将挫伤建筑商降低建筑成本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住房条件的普遍改善。更严重的是，这将使民众的人身自由或个人自由受到严重的威胁。“如果连获得公寓或住房都须由权力当局来决定，那么我们便不难发现权力当局对个人生活拥有着何等的控制权”。而人们在这样的管制下也失去了追求自由和主张权利的勇气与热情，甚至出现所谓的懒汉和骗子，等着政府分房或骗取公房。
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英国正是由于政府干预住宅问题较早，私人经营房地产利润有限，才导致大量私人资本纷纷转向殖民地。这不但为英国赢得了数以万计的财富，更为英国奠定了比较正常的房地产市场。
自古代以来，中西先贤都曾提出许多关于住宅的美好设想。在我国，从周公时代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到“安居乐业”成语的源远流长。从《老子》十八章：”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到《汉书•货殖列传》：“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以及唐代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无不体现了国人对住宅权的向往与追求。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里，都建设有适当的住宅，供应人们居住。而且，无论中西，都有不少先贤将这些美好的理想付诸实践，如中国古代的居养院、安济坊，英国1844年创立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住宅合作社——罗墟代尔公平先锋社等。自20世纪以来，住宅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二战以后，在《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影响下，住宅权运动向纵深发展。不少国家都成立了无家可归者组织。2002年成立的联合国人居署指导和影响着全球住宅运动的开展。目前，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专门的住宅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