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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经济现代化与法制现代化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时，一部分由眼光的农民提出了两者应当并行。还有一部分农民认为经济应当先行，一部分认为法律应当先行。理由分别是：在经济发展后，农民得到实惠的情况下才会自觉遵守规则；法治如果不先行，那么必然会引起投机倒把影响社会秩序，必须建立相应保障。提倡并行的原因有：先搞经济人们思想上不去，钱又买不来人心，先普法农民接受的慢，感觉没有实行性。但不论两者关系该如何处理，农民得回答都反映了一个共同思想，即：为和谐富裕的社会秩序服务。
在政策方面，我们用退耕还林和农民工问题国家的处理上调查，大部分反映良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政策贯彻彻底性，有部分地区的款项出了问题，乡镇机关会同其他县级行政机关商议解决的效率较慢等问题。一部分人谈到了农民工问题，大家觉得工资已经基本到位，但硬环境的建设，如来回的交通安全问题和人口过密的安排等，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少数人认为退耕还林款项的发放应与扶植育林挂钩，要么每年的退耕还林几乎都失去了效果。政策方面，大家还对减免农业税作了高度赞扬。但许多人认为国家的法律政策虽好，但乡政府却经常在自损形象，每一项政策法规若上面不要求加大执行，乡镇机关就实行摊派，这严重的抹杀了农民希望进入自由和法治社会的信心。以上这些就是调查的基本结果，让我们下面转入问题的归纳和分析阶段。
三、行为的心理分析
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微观上剖析农民行为背后的心理，以及长期作用于这一行为的社会传统，在冲突与融合中寻找达到社区范围内和谐的条件。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心理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具体来说，表现为对传统与法律的双重支持，即对传统的“显性支持”和对法律的“隐性支持”。（“支持”是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通常代表个体对政治体制政策的政治家的行动意向和行动选择。伊斯顿把支持分为以行动来支持的“显性支持”和用态度或情绪来支持的“隐性支持”[1]）。作为农民，由于受到能力的局限和媒体的肆意定位，导致他们在思考本位问题时首先就将自己定位在了弱势群体上。这使得一些利益集团更肆无忌惮的将恶劣条件加在农民身上，久而久之使农民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恶性的打工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自卑的引导下，农民远离了法律，走回了过去。
再来分析土地在当今农民心中的地位，以得出法律秩序的确立在农民对土地观念转变中的适应。处于西部的甘肃，土地除部分肥沃外，大部分较为贫瘠。人口密度不大，导致某些地区更加偏僻，而依靠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许多地区不能及时转型发展，这样使得农[2]民外出打工，社会保障问题也有所加剧。这种大环境下，许多农村都已经停止了种植业生产，但在这种情况下种植业依然在农民心目中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可以和恶性的打工制度捆绑在一起，构成当今农民的基本收入和最后的风险保障[3]。剩下老人小孩他们所遵循的法无疑将是社会法。在外从事手工业的农民回到家后，大都已不愿再去从事农业，因为他们从心理上已经产生了对自身原来行业的鄙视，从收入水平和对于农业传统的对抗心理上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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