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春秋决狱”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由上述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出一些共性的内容，从而窥见“春秋决狱”的运作过程。
　　第一，能够适用“春秋决狱”的案例。适用“春秋决狱”的案例大多数情况下，应当属于疑难案件，也就是那些可能适用的法律条文与伦理人情相冲突，或者难于找到可以适用的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等情形的案例。
　　第二，寻找断案依据。寻找断案依据，也就是发现和寻找《春秋》故事和《春秋》微言。董仲舒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5]只要精通《春秋》经义，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法律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解决办法。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通过探求《春秋》经义这个封建法律的最高本原来决断疑狱。
　　第三，根据《春秋》之义，提出判决意见。寻找到最接近的故事或者微言之后，对这些故事或者微言进行分析和解释，抽象出一些普遍适用的司法原则，进一步消除法律冲突和矛盾，在充分的分析和斟酌之后，提出最终的判决意见。
　　（三）对“春秋决狱”之评价
　　对于“春秋决狱”的评价，最典型的，也是最针锋相对的有两种，以下分述之。
　　评价一：肯定说。持此说的学者们给出了以下理由论述“春秋决狱”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第一，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重大推进作用；第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第三，对封建法律有乖人情之处有所纠正；第四，在量刑上改重为轻，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第五，是儒家学派试图限制皇权膨胀的一种努力；第六，对中国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起到重大推动作用。[6]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指出，“春秋决狱”蕴含着对人性的关爱，使法制文明化。[7]
　　评价二：否定说。这种观点目前比较流行，学术界持此观点的人比较多。例如有学者认为，实行“春秋决狱”，审理具体案件时直接引证儒家经义，并不利于加强封建法制。[8]还有学者认为，“春秋决狱”在好的方面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更多的是为任情枉法大开方便之门。[9]在一些《中国法制史》教材中，也沿用了这种观点：“汉代的统治者所以倡导‘春秋决狱’，这是因为‘春秋决狱’可以抛开法律、法令而以儒家经典，特别是以《春秋》所表达的观念作为判案的根据，便于统治者根据需要任意作出各种解释”。[10]
　　比较这两种学说，笔者更倾向于赞成否定说。原因在于，“春秋决狱”对传统文化由很大的危害性，这种危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模糊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限，使法律屈从于道德。这种法律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严重冲击着法律的权威性，导致人们对法律不信任，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加剧了人情对法律的干预，使人治问题更加突出。人情干预法律、人治问题突出的一个最大恶果是法渐渐失去了本来含义，没有了公平、公正，只是暴力压迫的工具。不仅如此，“春秋决狱”还会导致所谓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