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革命、法律以及危机中的出路——《法律与革命》所带来的几点思考-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而这也正是本书最大意义所在。
　　补记：
　　伯尔曼先生于2007年11月13日在美国去世，一颗巨星陨落。
　　参见http://www.law.harvard.edu/news/2007/11/13_berman.php
　　
【注释】苏力《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和法制》，载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第274页。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8页。　
　　这里转述了梁治平先生在《法律与宗教》（代译序）中对于伯尔曼的评价，原文请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　
　　比如一种较为强有力的批评就认为，个人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面前感到疏离和迷惘是正常的，过去一些毋庸置疑的价值受到怀疑乃至攻击也是不可避免的，将这些受到怀疑乃至攻击的价值定义为传统的核心内容，进而断定传统本身处于危机之中，可能过于轻率。参见本书的译后记中关于艾伯特逊《十二世纪的法律、宗教与革命》的讨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伯尔曼在本书中一直强调，自此1050年格列高利革命以后，尽管西方经历数次甚为重要的变革和革命，然而每次革命中，人们——包括革命者与“被革命者”都对于通过法律来解决冲突给与很高的期望，而不是像当下的西方，人们开始对法律以及“维系西方文明的那种法律传统普遍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怀疑，比如后现代主义法学，更不消说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同时还引用了德日进“过去已经向我昭示如何建设未来”的格言作为对于自己寻找解决危机路径的支撑。参见本书的序言V页。　
　　参见本书的642—643页。　
　　对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分期的详细讨论参见本书的第540页以下。　
　　关于韦伯对于西方法律史做出的巨大贡献，可以参见本书的656页。　
　　参见本书665页。　
　　这像伯尔曼所宣称的那样，“法律不仅必定是演进的，而且必须被视为演进的”。参见本书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