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革命、法律以及危机中的出路——《法律与革命》所带来的几点思考
程雪阳
【全文】
经验告诉我，如果心情烦躁，或大喜大悲，都可能会因为进入不得作者的“场域”因而不太适合对于本书的阅读，更不用说在一个人多嘈杂的环境中。所以我特意选择了“躲”——躲在一个偏僻的教室，在这样一个漆黑却寂静的夜晚，试图进入伯尔曼先生的世界。
需要强调的仍然是，我所接受并秉持的对于读书的一种“怪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偏好”，并把自己的偏好带进了对于文本的阅读。诚如苏力所言，“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实际上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们看的似乎是一个东西，但看到的却又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们理解的意义很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1]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关注的又是什么呢？
一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历史和传统中去
相信看过这书的人对于序言中伯尔曼所宣称的“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这样一个论断都感到印象深刻，因为本书所有的论述和争辩都是以这一论断作为起点，进而成就了这一鸿篇巨著。在伯尔曼的眼里，所谓“一个时代的终点”所意指的即是起源于12世纪，到今天影响已经遍及于“西方”各个角落的西方法律传统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integrity crisis）危机之中——其将区别与非西方文化的且为西方所独有的法律（文化）传统归结为10个方面的显著特征。然而，在其看来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对此，伯尔曼再次表达了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担忧，“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 [2]
或许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评论的那样，出生在20世纪出的人们，无论是西方人或者是东方人，都容易产生危机感以及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强烈关注，也都容易染上“忧患意识”， [3]对于以“没有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西方法律传统就不会存在”作为本书结尾的伯尔曼而言，这种西方的“悲剧意识”、“末世意识”以及相信可以通过“革命”实现“死亡和再生”的意识尤为强烈。尽管这种危机是否存在是本书最受争议的观点。 [4]
对于选择何种“药方”来应对这场危机，伯尔曼以一种略带悲伤的口吻进行了一个很形象地比喻：“据说，一个溺水者眼前会闪过他的整个生命历程。这可能是他下意识的努力，以便在他的经验范围内寻找摆脱险境的办法”，在他看来，帕斯那句关于“一个社会每当发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就会本能地转眼回顾它的起源并从那里寻找症结”的警语应当是极为有力，所以，他认为自己“不得不从遥远历史的视角，从头考察西方的法律与法制、秩序与正义的传统，以便找到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