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公民的自由，必须加以严格的保护，它是约束民主的权力无限膨胀的重要因素，这正是密尔论述的目的之一。对自由保护原则——法不禁止即为自由——的确定，就是对公权力行使的范围划定的界限。而对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建基于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防范之上。因为不管是“代理人的暴政”还是“多数人的暴政”，都是权力——以大多数民众的名义行使的权力——不受限制的结果，也是对于民主过于信任不加防范的结果。所以，无论“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与“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是如何的一致，也即无论采用了怎样的民主形式，我们都必须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这源于权力本身具有腐败和扩张的性质。
三、自由之外的要求
对民主的限制，仅仅寄托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密尔的眼界超出了民主的公权力滥用的范围，他看到了更为不易察觉的“权力”滥用的可能。“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裁剪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8](P5)也就是说，社会的主流舆论和价值话语有可能压制甚至淹没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的意见，并以无形的手段强迫人们改变自我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及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的主流舆论和价值观更为深入的透入并关涉到了人们的生活。这其实是另一种“民主的暴虐”——占社会大多数的舆论和价值话语的暴虐。
对于这种 “民主的暴虐”，能够保持个人独立性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方法，就是宽容：允许不同异议——尤其在社会中仅占少数地位的人的异议——的自由表达，以及威廉•A•盖尔斯敦所倡导的“自由多元主义”——容忍各种多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存在。
允许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则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自由的言论和自由的新闻，导向的是自由的社会。而对于不同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理解和包容，导向的则是多元的社会。在此基础上，一个受到限制的运行良好的民主社会才能建立起来。
【注释】作者简介：杨翼飞（1983-），男，山东泰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宪法与行政法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