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自治作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为当事人双方一般性地享有，是否愿意缔结契约、与何人缔结契约、契约内容如何及以何种方式缔结契约，均应一本当事人之自由，医疗合同原也不应例外，但由于在医疗合同中，院方拥有专业性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而占据优势地位，患者通常对医疗技术和诊治过程知之甚少，为保障弱势一方缔约人的权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杜绝医方的拒绝、推诿、见死不救等不良风气，即考虑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公共利益，各国的医事法一般都将医生的缔结契约行为规定为一项公法上的义务，以防止契约自由原则的利用结果演变为自由之滥用而将医疗合同主要设定为强制缔结的合同。
医疗单位所提供的是一种高度专业的技术性服务，大多数患者对自身的疾病、病理、治疗方案等知之甚少，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显然是不对等的，患者在整个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只能基于对医生的信赖期待医生依其技能实施适当的诊疗以实现订约目的，故而医疗合同的具体内容一般需要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才能确定。当然，这种具体内容的不确定性仅是一种事前而非事后的不确定，且其并不能取消医患双方在合同中一些基本权利义务的相对确定。而且，医疗契约虽是以处理一定事务为目的的契约，但其债务并非是达成某种特定结果的“结果债务”，而是作为克服疾病手段来实施的手段债务。债务的是否如约履行的关键在于医生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否适当，而不是以疾病的完全治愈与否为判断标准。
这与医疗合同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医疗过程特别是在急诊中，若不及时救治就有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甚至死亡，医院若无故未进行及时诊治，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并且，医疗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还在于它不全是一次性地将合同内容全部履行完毕，有的内容必须多次反复地履行（如整形、理疗等）。甚至，基于医学领域尚存有未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和个体疾病的千差万别，医师有时被迫进行实验性治疗。此时，医疗合同还有可能因为医疗事故、难以预防的并发症的出现而表现出一定的风险性。
参见：“卫生部回应拒签事件：签字制度不意味着责任转移”载于http://news.163.com/07/1210/15/3VC2HGG8000120G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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