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董少谋认为： 1994年的国务院《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的三个选择（1）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2）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3）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主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从第33条看，病人家属签字同意手术或者拒绝手术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这种权利是非强制的，任何人不得强制要求患者或其家属同意手术，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病人或家属签字，医生无权进行手术”。因为国务院《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1条“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更加体现了生命权第一的理念。[9]对此观点笔者非常赞同。我们应该运用体系解释方法论将同一规范性文件（法规）理解和解释成一个没有内在逻辑矛盾的体系，要把《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31条和32条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结合《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
4条所规定的“医疗机构救死扶伤”医院及医生职业操守整体的来看待医院所担负的责任。基于此，北京市卫生局和一些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以《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来为医院开脱法律责任，是不能令人接受的。[10]
4、根据《
立法法》第
79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的规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而《
执业医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执业医师法》的效力高于《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更高于卫生部的《病历书基本规范（试行）的通知》的部门的内部规章。当法律与条例、部门内部规章相冲突时自然应依法律规定办理。也就是说，根据《
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对急危患者，无须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
根据以上4个方面的理由，笔者认为追究医院的法律责任是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二、医院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