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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者而言，由于工资并非他们的主要收入，因此，工资之外的收入是征税的主要计算依据。这部分的收入有多少？需要征收部门有效地跟踪每笔个人交易，而这样做的成本很大，很难操作。国外个人所得税依靠完善的金融、财会体系配套，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为有效的监控提供了保障，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让富人乖乖地缴税；而我国对于高收入群体尚没有建立一个可记录、可计算的市场交易监控体系，而完全依靠高收入群体的“自觉申报”，因此偷逃个人所得税变得相当容易，巨额税源的流失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于是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高收入群体只承担了很少部分的税源，而不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款却来自广泛的中低收入者，这种严重的“结构性不公”与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收入分配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只是让只个税回归初衷，从“劫贫济富”回到“劫富济贫”。多年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纷纷提高个税起征标准，以增加国民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在许多国家，个税征收的神经非常敏感，例如德国，个税起征点每年都要作相应的调整，以体现税收的灵活性，保障公众的收入水平。为了遏止贫富差距，英国很早就实行了福利制度，1601年颁布了《济贫法》，19世纪又陆续制定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美国，虽然也存在穷人，但是《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消息证实，大多数的“穷人”比起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的普通美国人来说，都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并拥有更多的私人物业，比如住房、汽车、彩电、空调。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良税”，体现的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占有社会绝对资源的富人对于穷人的良心，是再度分配社会资源的杠杆。相比而言，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却逐渐扩展到中等收入者甚至“穷人”，多少有点让人费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的赋税比重并不比某些国家低，但我们的社会福利却与其有天壤之别。国家税收既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把取之于富的个人所得税用之于贫，才能真正完成它的目的。我国每年2000多亿的个人所得税，有多少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有多少用于公款吃喝、公车支出、公费出国考察？又有多少投入决策失误和资金浪费的无底洞？或许没有人做过调查。如果我们不在意政府收了多少税，那一定要在意这些税是否真的用到该用的地方，是否在改善我们的福利。纳税的公民，不但有纳税的义务，还有纳税人的权利，那就是监督政府税收的去向，并要求福利的回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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