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我们的法律和法官都没有错
陈伟评
【全文】
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一直“炒”得沸沸扬扬……笔者一直也很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也一直在思考着一些自认为是深层次的东西。
从法律适用层面上来看，一审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并无错误之处，根据我国《
刑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且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无庸置疑，谢霆即属第一种情形，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考虑到其情节轻微，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所以最终判其无期徒刑。在此，我们也看到了一审法院对死刑的适用也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从立法层面讲，我国《
刑法》第
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是比较符合
刑法谦抑原则对立法技术的要求的。我国是制定法主义国家，在实践当中是限制“法官之法”的应用的。但是制定法的不足容易导致其脱离现实，而使法律实践过分地追求形式正义，而放弃了实质正义。但是形式正义并不是不能和实质正义达到相吻合的位置上。或者说，形式就是载体，实质就是内容，内容寓于载体，载体表现形式。二者本在哲学上是分不开的，只是有时候他们的切合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我们注意到本条的规定，立法者一方面对盗窃金融机构行为给予严厉的评价，并且也注意到，盗窃罪属于财产犯罪，如果只注重其行为性质，而不注重其数额，即其量的多少，那么很可能这样的法律规定是不符合实质正义的。因此，立法者在立此法时，慎重考虑，对此作出了两个限制，足见其对实质正义的慎重考虑。其实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可以相吻合的。有评论者以制定法的不足来评论本案，似乎有点不能沾上边。（见《广州日报：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案背后的司法悖论》王琳 载人民网 2007年12月25日）
从道德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又变得相当有趣。有一篇登载在南方网上来源于南方都市报的文章，其题为“国外ATM出故障客户排队取钱 网友热议中外差异”，就为我们展示了中外同样的情形下人们和法律的不同反应。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无关道德问题，并且认为这是“飞来横财”，“这只是额外赠予，谁不动心呢？”，而且，英国伦敦一台汇丰银行的ATM机双倍吐款，人们还排队等候“飞来横财”。而法律对此行为的评价也不太严厉，“涉案金额较大，进入司法程序，只是判罚与‘许霆案’差别较大，只有1年半”。而在中国这个有着浓重的道德传统色彩的国度，这种拿ATM机钱的行为显然是一种贪心不足的行为，形比盗窃，其实也就跟盗窃没什么两样。从这样中外差异对比中，我们看到了道德标准的区域性，其实更深层次的是中外文化的差异。
